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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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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过不去

有一句成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还有一个词“筚路蓝缕”,都是专门用来形容创业之不易的。不易在哪里呢?首先是要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折磨还好办一些,挺一挺就过去了,就像发明KV杀毒软件的王江民。

王江民40多岁到中关村创业,靠卖杀毒软件,几乎一夜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几年后又变成了亿万富翁,他曾被称为中关村百万富翁第一人。王江民的成功看起来很容易,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其实不然。王江民困难的时候,曾经一次被人骗走了500万元。他的成功,可以说是偶然之中蕴含着必然。

王江民3岁的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他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大学的校门,20多岁还在一个街道小厂当技术员,38岁之前不知电脑为何物。王江民的成功,在于他对痛苦的忍受力,从上中学起,他就开始有意识地磨炼意志,“比如说爬山,我经常去爬山,500米高很快就爬上去了,坚持去爬也就感觉不到累了。再一个就是下海游泳,从不会游泳到不断喝海水,最后到会游泳,一直到很冷的天也要下水游泳,让自己在冰冷的海水里提高忍受力。再有,别人能游到一两千米,我也要游到这么远,甚至超过其他人。有时游完二三千米后上岸,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也不会走路了。但我就这样锻炼自己,磨炼自己的意志。”

王江民40多岁辞职来到中关村,面对欺骗,面对商业对手不择手段的打击,都能坦然面对。所以,中关村能人虽多,倒让这样一个外来的残疾人拔得百万富翁的头筹。

“冯5块”

中关村还有一个人可与王江民一比,年纪却比王江民小得多,这人就是华旗资讯的老总冯军。冯军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读大学时就在北京有名的“外贸一条街”秀水街给倒货的留学生当翻译赚外快。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有机会直接到外国赚洋钱,他却因为不愿意受管束而拒绝了。为了追求自由自在,他宁愿跑到“村里”自己打江山。

冯军在中关村是从小生意做起的,有个“冯5块”的外号,因为他在推销东西的时候,老是对顾客说:“这个东西我只赚你5块钱。”有媒体曾经这样描述冯军在“村里”的生活:“冯军用三轮车载4箱键盘和机箱去电子市场,但他每次只能搬两箱,他将两箱搬到他能看到的地方,折回头再搬另外两箱。就这样,他将4箱货从一楼搬到二楼,再从二楼搬到三楼,如此往复。”

这样的生活,有时会让人累得瘫在地上坐不起来,但更需要承受的是心理上的落差。冯军在中关村创业,必须要丢掉清华大学高材生的面子。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关村和冯军干一样活儿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比如,中关村的CPU批发生意,60%以上都由来自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把持着。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要成天与这样一些人厮混在一起、做生意打交道,并且让这样一些人认可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撕去“伪装”,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

另外,为了让人家自己的产品,“村里”那些摊主不论大小都是自己的“爷”,见人就得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中关村那些摊主的素质尽人皆知,说出口的好话不会多。从“冯5块”这样一个绰号,可以看出冯军当时在中关村的“江湖”地位。

后来冯军总算发达起来了,不料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就是与郎科的优盘专利权纷争。郎科的创始人邓国顺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一个打工仔成长为亿万富翁,邓国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中间亦经受了无数折磨。“那种煎熬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可是我们没想过放弃。即使是累得快趴下、钱快花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过是想:没钱了,再回新加坡打工,赚了钱再来继续搞。”邓国顺说的是他和创业伙伴成晓华几年前一起开发优盘时的情景。

现在邓国顺的朗科拥有优盘的专利,冯军的华旗却想来分一杯羹。邓国顺不答应,两家就起了纷争。冯军息事宁人想和解,天天给邓国顺打电话,但是邓国顺一听是冯军的声音就撂电话,逼得冯军不得不换着号码给他打。冯军大小也是个老板,华旗在中关村虽然比不上联想、方正的鼎鼎大名,可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这样低声下气地招人不待见,还不都是为了公司的生意。这是创业者需要忍受的另一种精神折磨。

醉酒悲歌

冯军所受的折磨,与俞敏洪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俞敏洪是国内英语培训的头牌学校新东方的创始人。对俞敏洪的创业经历,记者卢跃刚在《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中,有详细记录。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是对俞敏洪一次醉酒经历的描述,让人读后不禁想落泪。

俞敏洪那次醉酒,缘起于新东方的一位员工贴招生广告时被竞争对手用刀子捅伤。俞敏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混,应该结识几个警察,但又没有这样的门道。最后通过报案时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警察,将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约出来“坐一坐”。卢跃刚是这样描述的: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他在这种场面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交流不畅;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劝别人喝前,他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够从容,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也就回不来了。俞敏洪喝了一瓶半的高度数五粮液,差点儿搭上性命。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学校的工作人员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他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成功的代价

实际上,酒醉了很难受,但相对还好对付,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受了。当年“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变法失败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头的前一夜,说自己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深沉的痛苦?醉了、哭了、喊了、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来仍旧要硬着头皮接着干,眼角的泪痕可以不干,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拿卢跃刚的话说:“不办学校,干吗去?”

俞敏洪还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东方学校也是尽人皆知。那是当着几十个人,当着自己的同学、同事,当着在饭店吃饭的不相干的外人,俞敏洪“扑通”一声就给母亲跪下了。起因是,俞母将俞敏洪的姐夫招到做新东方做事,先管食堂财务,后管发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谁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强、徐小平两个新东方骨干在饭店包间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间门口破口大骂。

王强和徐小平看见俞敏洪站起来“大义凛然”地向门外走去,还以为他是要去跟母亲做坚决的斗争呢,谁知这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万人景仰的中国留学“教父”,“扑通”一声,当着大伙儿的面,给母亲跪下了。弄得王强和徐小平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王强事后回忆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一个外人看见这样的场景尚且觉得“崩溃”,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作为当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亿万富翁,但又有谁知道俞敏洪这样一类创业者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的呢?他们在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忍受了多少别人不能忍受的屈辱、憋闷和痛苦?又有多少人愿意付出与他们一样的代价,来获取与他们今天一样的财富?

更有甚者,当初江苏名佳企业董事长张正基创业时,因为违逆了父亲的意愿,甚至被父亲告到税务局,说他偷税漏税,父子因此断绝往来3年,你知道当时张正基的心情吗?

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创业者来说,忍耐却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蓝昌科摘自《老板是怎样炼成的》

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