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创新的根据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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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与灵魂,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意义重大。也正是因为如此,其严肃性非同一般。哲学创新固然需要人们智慧而大胆地突破,但决不允许人们无依无凭地杜撰。哲学创新必须以生存智慧的追问、具体科学的基础、文化传统的渊源、外来思想的借鉴、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根据,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科学、批判继承、取长补短与经世致用原则。

［关键词］ 哲学;创新;根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76-05

一、生存智慧的追问根据与实事求是原则

哲学,从其古希腊语的词源意义上讲,是人们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一门学问。哲学所追求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实,苏格拉底早就指出:“正义和其他德行都是智慧”［1］193,或更为简单地讲“德性就是智慧”［1］6,这和中国的智者老子的看法不谋而合。“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至善的道德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而人们合道而行的品性或品行就是人生的大智慧。因此,简单而言,智慧就是人们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

许多人将聪明与智慧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不同。大而言之,知“道”曰“明”,合“道”曰“智”或“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据是知“道”与合“道”,仅仅知“道”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不难看出,知“道”的聪明只是合“道”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最后的合“道”才是智慧的关键所在。

“道”是公认的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道”既具有西方哲学本体、本原之含义,又有法则、规律之含义,当然还有其最初的路径、方法之含义。

人们如何才能获得智慧或者说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合“道”而行的德性或德行?这首先就需要人们通过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来求道、得道,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则、规律的要求形成正确的路径、方法以妥善解决人们生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哲学研究或创新要想完成人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学科任务,首先应该坚持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客体存在或客观事物的规律或规律性。正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人们要想达到合“道”的智慧,首先要对规律性的“道”作形而上的探求与把握,进而达到知“道”的正确认识,这是人们行为合宜或智慧的理性前提,没有知“道”,就无法自觉合“道”,人生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许多闹剧或悲剧多由这种不知“道”的无知进而跟规律或法则对着干的愚蠢所造成的。

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所求的“是”其次是求“善”,即求得主体存在或主观行为的合宜性或合理性。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实事’是指现时代条件下获得的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内的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求’是指研究(包含探索),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就是实事中的规律系统与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简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对于主客观事实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和规范化技术。”［2］

由此不难看出,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仅仅求“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哲学不仅要为人们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说明,更要为人们提供“改造世界”的方法指导,因此,哲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不仅需要有形而上求“真”的理论探求,更需要有形而下求“善”的实践关怀;不仅要通过认识实事中的规律系统、获得对象的规律性知识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更需要依据正确的世界观确立合乎规律的规范系统或规范化技术即正确的方法论约束、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基于自然、依据必然、达到应然,达到“德性”即“智慧”的境界,也唯有如此,哲学才能与一般科学区别开来。

总之,哲学是一门以探索世界的本原、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为形式,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人们通过这种实事求是的哲学努力所形成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才体现出人们正确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的生存智慧。论哲学创新的根据与原则二、具体科学的基础根据与立足科学原则

作为人类最为高深的学问,哲学首先要研究、把握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以及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在求“真”的目标上,哲学与具体科学携手并肩,因此,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哲学依赖于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离开了具体科学,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会枯竭。

列宁曾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因此,哲学的论证可以理解为哲学前提和其他科学的确定规律对照,或者是运用这个理论的经验。”［3］事实正是如此。张东荪先生曾经指出,西方“近世哲学之兴起,全由于科学之兴起。科学自古有天文、地理、物理等,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科学勃兴,有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科学产生后,就有了宇宙观,对物质有了一个看法,遂与中世纪耶教圣经上的说法起了大冲突,西洋文化本身因此有了矛盾,整个文化变得不调和,于是而有了思想上的烦闷,影响到生活上也有了烦闷,于是产生了思想家,即近世哲学家。哲学家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增加了新的素质,对新兴的科流加以吸收,而不是迎头痛击。同时对于过去一直赖宗教以维持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观念加以种种解释,西洋文化因而起了巨大变化。”［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更是人类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创新或变革,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从19世纪初期开始，自然科学已由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一些以研究自然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等,都陆续建立和发展起来。其中,细胞学的创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三大科学发现中的前两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的自然科学前提,后一项则为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论证。总之,“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