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建立我国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金融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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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是当今商业世界的普通范式。本次因流动性危机为特征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刚刚凸现出来。金融市场通过地球村效应起到配置金融资产的同时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输入金融风险。面对国家累积性金融风险,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安全是系统性问题,在这个带有“自适应”体系中,必须加强对金融业的动态监管,必须在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基础上,纠正金融行为风险范式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

[关键词] 全球化 金融安全 监管

一、全球化背景:全球化伴随经济自由化发展而盛行

我们对“全球化”并不陌生,它是一种强势观念,揭示了西方媒体的宣传造势力量。布什指出,“全球化”这个词是取代“现代化”一词在美国被炒热起来。

历史上,都是强者向弱者,或强国向弱国宣传、推销“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的。西方强国今天向全世界宣传“全球化”,也是出于同样的历史逻辑――将强者的游戏规则和有利于强者的模式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制造出一个统一而规范的模式,从而是以美国为首的价值观的盛行。

新自由主义发源地是资本主义老牌英国和美国。本来在西方,就数“自由”传统源远流长的英国和美国“国家”意识最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推行“国师”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大西洋两岸打起“以市场代替福利国家”、“私有化”的旗帜。这两人当政后,“美英两过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而美国经历了克林顿新经济时代及布什执政以后,这个自由主义国度的社会两极分化仍然触目惊心。目前的“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跟随美英后尘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的资金都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流入,支撑了全球化的美国新经济模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近期持有美国国债已近8000亿美元,成为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债权国。

当今世界的国际资本市场,是以汇率、股市、证券等形式的金融投机为主要特征。无硝烟的“金融战争”,越来越成为西方掠夺其他国家财富快捷而有效的手段。有人称始于1997年由西方金融炒客挑起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场新型的特殊战争,吸干了泰国、印尼、韩国等过的外汇储备,使当地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中国,幸亏尚没有“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幸亏人民币尚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国际性货币,有幸躲过了这次金融风暴的袭击。危机后十年,当东亚区域国家刚刚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之时,又遭遇本次美国为首的引自金融机构“次贷”引发的流动性危机。本次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救市“法则仍旧是向市场输入”流动性“这将加快美元的贬值,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以其在未来几年通过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效应而传播、扩散出去。这不仅是以往历史做法,也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主流”国家对于经济危机的态度与圣经式的“救赎”方式。

所以,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应该站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展开:

首先,金融体系尚不成熟,金融调控机制尚未健全,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使我国金融安全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承受着巨大压力;

其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危机爆发频繁,使我国现行的宏观金融监管面临挑战。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利益市场化和国际化将使金融监管部面临更加复杂。金融全球化使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速大大加快,资本的非法流动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

再次,参照发展中国家普遍于上世纪展开的在不同程度采用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进程做法,我国要慎之又慎地有序地开放资本项目。

二、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现状及系统风险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联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参与国际生产、贸易和资金循环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大,与全球化收益相伴而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在相应增加。目前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美英等国在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的“话语权”过大,而且是上世纪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与中国经济在近20年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四强的现实严重不符。2009年G20会议上我国就呼吁国际社会就建立跨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展开改革。

中国经济正转向相对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都依然在扩大。如同金融市场顽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和中国经济增长如影随形,从2001年～2007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增长20%以上,在过去6年半时间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酝酿金融危机的4倍之多,加上热钱涌入与居高不下的信贷数据,更是很容易让人得出经济过热、应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结论。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预言,如果中国经济过热,会促使不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动荡的几率加大,进而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金融体系这种风险累积过程也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我们要客观而全面看待形成我国金融体系风险的各种因素。

1.金融体系风险特征及其成因

根据中国银行业体系风险特征,可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资产或收入损失的可能性。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数理金融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定义系统金融风险包括:(1)利率风险,指由于市场利率变动导致银行资产和负债利率变动不一致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2)货币风险,是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引起货币贬值而带来的风险;(3)政策风险,是指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4)国际收支风险,是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汇率变动而出现的风险;(5)国际化风险,国际化过程可能出现本币被囤积过度升值等。

从金融业经营主体的微观角度,可将中国银行业风险分类为:(1)信用风险。客户风险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银行业贷款中不良资产比例甚高;另一方面表现在银行国际业务的客户群主要集中在外贸企业,这类企业自有资金率很低;(2)干预风险,指因政策性因素、政府行为、法律因素和司法行为等因素的变化而可能直接给银行带来损失的风险。政策性因素导致的风险主要是银行发放政策贷款和行业性政策亏损;(3)管理操作风险。是指在银行运作的过程中因账务设置不合理、组织分工不当、制度和操作规程不严谨及操作手段落后等内部管理原因而可能给银行带来的损失;(4)市场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如利率下调时银行利差收入增加,利率上调时银行利差收入减少。人民币外汇汇率波动可能带来银行的损失;(5)流动性风险。这类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产负债不匹配;二是资本充足率不高;三是资产流动性较差,实际变现能力不强。大量流动资金被企业占用不能周转,持有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受交易条件限制不能担负起二级储备的作用;(6)金融诈骗风险。国内金融诈骗主要集中在票据业务和银行结算方面。如国际结算业务的远期信用证诈骗等。

在整体的金融风险中,金融安全体系中由中国银行业涉足的金融风险占据较大比重。这一体系风险产生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其结构性而言根源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中被转嫁的 。具体理由是(1)经济转型中被转嫁的风险: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曾向金融领域转移,银行承担财政职能等,银行业资本金不足问题很突出;(2)银行业自身体制性原因如直接融资比例小、企业长期过于依赖银行业融资;(3)我国经济周期性较常出现宏观经济过热、资本非对称流入等也是成因之一。

2.提高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立法意思

应对全球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我们应理性分析外部条件与我们自身的问题症结。在苦练内功中努力增强国内金融实力,尤其是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谨慎、稳妥地逐渐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做到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为有效地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提供保证。

具体来说,我们要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之一。尤其是金融市场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进一步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金融安全体系。

金融法规是实施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制度保障。我国目前金融立法应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填补金融业业务立法在这些重要领域的空白,使之与我国的金融改革和保障金融安全的要求相适应。我国应按《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实行以建立科学严密的自我约束机制为目标资产负债比例,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提高抵御金融风的能力。

三、金融安全体系服务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需求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经济增长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储蓄率和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这种高消耗、高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使得能源、资源供给瓶颈依然突出,与以提高增长质量为重点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更易导致经济剧烈波动。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模式始终要为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代替。

1.利率、汇率制度深度制度、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是制度设计主线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在原来成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基础上,要进一步建设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现行汇率制度下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外汇储备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外汇占款增多,以及容易导致货币过量发行引发通货膨胀。

随着政府要求直接融资方式改变,地方政府“发债”也提到各级政府日程上来。包括由政府提供担保可能带来类似“准国债”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风险、银行经营与国企经营风险等都有可能向财政转移风险。虽然目前财政赤字不是很高,但财政综合负债数额较大,特别是社会保障资金不足,若地方政府债务大增累积金融支付风险将影响未来金融稳定。

2.加快金融市场结构调整

我国金融结构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融资结构上:第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过多的风险;第二,人民币存贷款期限错配问题比较突出,贷款投向过于集中,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过高而潜伏的流动性风险;第三,在直接融资中,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债券品种结构不合理,国家财政债券比重高,企业债券比重偏低等。在金融安全体系监控中要对金融机构的盲目扩张和恶意经营行为展开监管。在风险处置中如何既维护金融稳定又防范道德风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稳定金融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我们可以定义“国家金融行为”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利用本国资源,求得储蓄与投资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这是金融体系支持经济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

“国家金融行为”是贯彻国家金融战略的实施手段与步骤,以国家金融运行免受国际非对称性冲击为目标,达到稳定金融,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目的,有效阻拦来自外部国家金融机构出于某种非善意目的(以市场套利套汇等牟利及政治企图扰乱中国金融市场正常秩序行为)达到监管宏微观金融、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国家金融行为在概念上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在一定时期如未来中国50年,规划强国金融发展战略为社会中远期转型人民币国际化制定长远战略做出规划;第二,为形成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设计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第三,构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实施对金融市场的安全监控,并具有自身免疫体系,能组织实施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如国家大型结算体系);第四,组织国家级力量开展研发,培育在未来金融工程的定价模式等领先领域具备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行为模式能力的精英体系。

我们相信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随着金融体制不断创新,我们能利用自身条件尽快建立起适应全球化需求的、具有自身安全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我们翘首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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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向松柞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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