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 且执光影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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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何军的摄影作品，你会感觉她像一个从城市“叛逃”至山村的侠士。风景、民俗、人物，一切古朴乃至原始的景象成为她镜头下记录的图片。或鲜艳、或黑白、或厚重、或活泼，没有钢筋水泥和工业森林的浮夸，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静谧。

不要华美的模特和布景，她扛着先进的摄影器材，却是钻进原始的大山深处。她直呼着“太提劲了”，一路狂飙回到城市冲进暗房，一幅幅真实且生动的光影便如魔法般徐徐呈现。

光影中，那镜中人是你，执镜之人，竟也是你。

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你将如何使用这笔钱？80年代初，何军的选择是咬紧牙关存起来。对于一个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接触网球运动的女人来说，“女人与相机”这个在很多人眼中“反传统”的奇特关系，在何军身上却也就并不那么突兀了。何军曾在野外勘察队工作，后转入机关。但长时间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把她惯成了一个“野姑娘”。回到城市，那个充满着神秘力量的无边世界，似乎始终在轻声呼唤着她――回来，来我这里。

“一张黑白照片就足以令我长久驻足。”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做照相与摄影的区别？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当时，对何军而言，对一张静默照片的一见钟情就是艺术，能重返大自然用镜头定格瞬间美丽，就是乐趣。在存了连自己也记不清楚多少个月的工资后，她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奥林巴斯相机，走进那美妙的光影世界。

好照片是会讲故事的

比起数码成像，何军更加迷恋胶片。裹成一卷，握在手里实诚，捏住开头，轻轻拉开，美丽尽展。胶片让何军更有安全感，但一张胶片的成像也比数码定格要困难得多。浅显的道理，拍电影时导演总是咬牙切齿地喊一声“CUT！”，因为倒霉的他又损失了一格胶片，那可是钱。使用胶卷，所以何军没法像使数码相机一样随意挥霍快门，或是贪图连拍带来的畅快和随便，她需要长时间地等，抓住瞬间按下快门，接着停下来卷片，然后再一次等。每次等待定格时，何军并不着急，她甚至有些懒洋洋地等待那一刻出现，因为“按下快门前，感情要到位。没有感情，就没有故事，就没有好照片”。朴素构图，朴素人物，却自然又犀利地透出现场感和人文主义关怀，何军的很多张片子因此载誉国内外。直至今日她已经从一个单纯拍照的人，变成了评阅照片的人，她的好照片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依然是：有没有故事。

何军的第一张获奖照片，就描绘出了一个贵州乡间安逸宁静的故事。1988年，何军随四川省摄影协会的领导到贵州参加影展，朋友们知道她偏爱拍摄民俗风情，便建议她顺道外拍，“他们说，贵州的风景绝不会让我失望。”完全没做什么准备，何军扛着相机便上了路。目的地是花溪村寨，一个下了大巴车还需要徒步进入的原始石板寨，仅是去程就花了何军几个小时。步入村寨的一瞬间，何军不由得直呼：“太提劲了！”素雅的寨子里，矮小却整齐的石板屋星罗棋布，一条S型的小路从远方一路延伸过来，将人的目光引向一大片黄灿灿的向日葵花地。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顶着满天白云，提着一篮子鹅，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小妹妹，你去哪儿？”“我去集市卖鹅。”“那我和你一起去。”跟在红衣女孩身后，何军在小导游的带领下，游遍了村寨，且不住地按下快门。“朋友没有骗我，那确实是一个不会让摄影人失望的天堂。”这部分照片被省摄影协会投稿给了全国性的一次摄影比赛，并成功获奖。连贵州摄影人都在感叹，如此美丽的景色一直存在着，却被一个四川人徒步几小时闯入后，才得以捕捉呈现。误入桃花源的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轻松上路的何军用镜头再现“花溪民情”，不同形式，不同地点，不同内容，却同样美不胜收。

何军和红衣女孩搭讪时，还不似后来与人交往那般熟练。刚学习摄影时，就像记者采访会碰壁一样，坚持摄影前一定要与拍摄者有交流的何军，吃过很多次闭门羹，也挨过不少白眼。但她始终遵循着摄影的底线――真实和沟通，于是便一次次地碰壁，碰壁，碰壁，直至琢磨出一套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修炼出一张甜得让人无法拒绝的嘴。在做关于成都“牛市”交易的纪实拍摄之前，她每到周末便窜到现场，看牛老板们打牌下棋，自己也端一杯茶加入其中，大口喝茶，大声吆喝，以至不久后每当何军来到现场，牛老板们不由分说就拉她坐下，递上一杯茶。至于拍摄，那便是感情到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扛着相机漫步在古镇街头，在那些你越装冷酷越摆艺术家范儿，人们反而越会躲开你的地方，何军更是自来熟的典型。她大方地向路边从未谋面的老婆婆问一声：“吃饭没有哇，婆婆？”对方竟会很自然地回答你：“吃咯哟！”她曾经追着一个老婆婆一路到家，嚷嚷着要买对方的洗脸架――“其实就是为了套近乎。”婆婆向老爷子“请示”后，拒不出卖洗脸架，何军倒也不客气，一个大踏步迈进婆婆家门儿，“那我再看看其他的。”一边四处打望，一边瞅准时机观察光线和构图结构，“其实我想拍的就是那个婆婆。”谁知道婆婆仿佛早看穿了何军的小聪明似的，待何军窜入厨房，婆婆摆了摆手。“姑娘，今天光线不好，拍不了！”轮到何军惊得呆在原地。

打开电脑，抑或翻开相册，每一张照片，何军都能娓娓道出照片背后的故事。但有一张照片，并不存在，抑或，它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存在于何军的身上――那是一场事故。约10年前的国庆节，何军自驾车前往重庆市酉阳县龚滩古镇拍照，却在路途中遭遇车祸，全身多处受伤，肋骨断了好几根。凌晨5点，躺在救护车里从死神那儿夺回一条命的何军，竟还有心情和医生开玩笑。“医生问我，你跑到这儿来干嘛呢？我说，我是记者，要来拍点东西。”闻讯，医生喃喃自语：“那要给你缝好点。”于是，何军的左耳被“精心”缝了20多针，听力也有受损，以至如今她说话时，总会不自觉地向左前方微微侧头。而即使遭遇了如此重大的事故，当友人提出再赴现场以偿旧愿时，何军只是踌躇了一下，便又加入了队伍。

Q：如今，很多摄影人为了取得摄影效果，不惜在摄影中摆拍，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A：我不喜欢一味的呆板的摆拍，那是一种没有生命力存在的粗暴行为。摄影人与被摄影人之间也许根本没有任何沟通，对方甚至成为了摄影者的工具，这有悖于摄影的真谛。我一直认为，相机只是工具，我们要记录的是真实而自然的景象和情感。粗暴的摆拍我绝不支持，但在与被摄影人深入沟通后，由他们主动在镜头前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摄影人抓住这个时刻按下快门，这样的记录客观上也是一种摆拍，但却是有沟通且真实的。

唯有民俗至简至极

从白发苍苍却一身正气的老铁匠，到流着鼻涕歪着头看你的小孩儿，从几百上千人蜂拥而至的庙会现场，到偏安一隅闹中取静的乡村理发店和小卖部，何军镜头下偏爱的，多是没有去除浮华装饰，回归本我的人物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正在离城市人越来越远的“民俗”风景。何军2006年获得“世界FIAP黑白双年展”铜奖作品的《闲人》，便是一幅典型的民俗作品。这幅照片拍摄于汉源九襄镇，图中一位老者提茶壶跨门而出，大门左右各有一位老人端坐木椅，神情悠闲。九襄镇，这是何军情有独钟的一个小镇，她曾经数十次来到这个地方，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在生活中捕捉风景。“走进那里，我就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淳朴民风，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的葡萄园品尝新鲜的葡萄，会从容而自然地面对我的镜头，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

古镇，远离城市的乡村和原始自然群落，这里没有翻新的建筑，没有被艳俗的油漆包裹的墙壁；这里没有新开的美食店铺和密密麻麻的民间纪念品；这里没有争奇斗艳的电视节目和时尚杂志。这里只有一颗颗的百年老树，沿河生长，牵牵连连。只有一条老街，以青石板铺就，被来来回回的脚步磨得光滑而晶莹。只有一家简陋的小卖部，日杂用品、油盐酱醋不是摆在货架上，而是随意地“躺”在地板上。只有1年才会举行1次的庙会，于是四面八方的老者们转车、徒步几十里来到这里，参加1年1次的快乐聚会。古镇的一切，都简单地让人不忍、不敢去踏足和打扰，而这样的简单，却又是无需雕刻和装饰的原始风景。

何军的摄影语言是“至简至极，至极至简”，像极了这些古镇和民俗的精神内涵。这也就难怪她会几十年如一日地选择性“逃离”城市，把九襄、肖溪、中山、仙市、李庄、罗城、路孔……这些你听过或者没听过的古镇一个个一遍遍地走下来，记录下来。“时光的流逝，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古镇的消逝亦是如此，记录古镇，就是记录正在或已经流逝的时光，以此找回城市繁华下我们失去的简单。”

何军不需要一个会摆造型的卖水果大娘，她只顾听着大娘的吆喝，哪怕其中一句是在抱怨“喂你别挡住我的摊子!”。她爬上古镇的房顶，从高处向下俯拍，引得广场里的村民纷纷指着趴在砖瓦上的她议论纷纷。她走进没有关门的四合院，看着一大群留守儿童在小平房之间穿来跑去，极似自己童年时才有的画面。寒暄两句话，正在烧水的老婆婆把孩子们招呼到一堆，正在抽烟丝的老大爷抱起孙儿，一大家子对着何军黑乎乎的镜头，表情各异地留下一张全家福。一个大红的福字下，小女孩抱着弟弟开朗地大笑，小男孩却躲在黑暗中眼神逃避。很破败的背景，并不光鲜的一群人，却透出别样的安逸与平静。“是一种你在城市里永远看不到的安逸。”是啊，哪个城市的孩子现在还会拥有永远敞开门的四合大院？还会在空闲时刻，不是对着电脑，而是对着天空眨巴眼睛？“城市给了我们太多欲望，也就剥夺了我们最简单的东西。”而至简至极的存在，只在原始的民俗间。

Q：你最为人熟悉的是拍摄关于四川民俗的作品，你的作品和别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

A：真实、决定性瞬间！20世纪50年代，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尔•布列松摄影美学的理论核心，是指在拍摄中撷取的形式、构图、光线、情感等诸多因素均完美结合的瞬间。我相信，美与生活、人性是相同通的。爱，由心而生，摄影是一种独特的视觉盛宴，是由爱催生的艺术，爱自然、爱社会、爱万物生灵，这是我摄影创作的原动力。

资历深并不代表迂腐

1986年，何军加入省摄影家协会时，会员仅100余人，如今，这个数字翻了10倍。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理念的巨大进步，摄影早就从一些人的兴趣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兴趣。不可避免的，何军这个老摄影人，也在遭遇并感受着同伴和新生力量们的挑战和碰撞。“这是大好事儿！”

采访时，何军还没有完全从汶川大地震3周年的图片展中抽过身来，由于反响强烈，原定于5月20日撤展的图片展延长至了6月1日。所有的展出图片都是由何军和同事们挑选而出，而在此之前何军更是几乎凭一己之力，在全省范围内征集了几万幅照片。25年来，从摄影人到协会的管理者，何军坚持摄影，也尝试做一切与摄影有关的工作，策展，举办新人新作摄影比赛，创办杂志，“身兼数职”却乐此不疲。尤其是每一次与女摄影家协会的姐妹们结伴出游，每一个人都高兴得像孩子般。“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一律自称28岁！”这群“永远年轻着”的姑娘们，号称有让抑郁症消失的精神力量，而无论是在快乐的时候，还是悲

壮的时候，都冲在第一线。她们可以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徒步野外，在花丛中摆出笑脸姿态，也会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冲向灾区，在泥石流冲刷出来的山间小路上蹒跚行走，在堰塞湖的激流旁边摆好脚架，从容记录。

因为摄影走到一起的朋友，给予何军支持和动力，后起之秀们的“奇思怪想”则在拓展着何军的摄影思路。没有过多地拍摄城市，不代表她不爱着这个城市，不代表她没有关注城市新生力量的成长。“我很惊叹于年轻人的思想。”何军特别提到了她的一个忘年交朋友，一个叫做“虫子”的摄影师。学建筑专业出身的虫子在北漂期间工作压力巨大，经常在公司加班到天亮，回家草草睡两个小时又要返工。于是，他用镜头记录下每次加班回家时的城市夜景和天空。空旷的街道，秽浊的天空，孤独、静寂与白天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却也展示出一个北漂男孩在理想与现实间无奈挣扎的矛盾。“年轻人的想法简直令我震惊。客观地说，也许我们这些老摄影家，就只是在技术上敢和他们叫叫板儿吧。”

如果说身边的年轻摄影家们带给了何军关于“新理念”的思考，那么远在法国留学的儿子，便让她深入地感触到传统的“爱”和成长的力量。从19岁懵懂地离开，到如今已经在异国他乡独立生活，何军感受到了儿子的成长。“从他小时候，我就一直拍他，光明正大地拍他，把他弄烦了，我就偷拍！哈哈！”留学3年，儿子从未在电话中向何军诉苦，但短暂的一次巴黎会面，却让何军感到了儿子隐忍的辛苦。参加摄影节时何军与儿子在巴黎母子相聚，因为太累，何军躺在床上沉沉睡去，醒来时竟发现儿子正在默默地帮妈妈整理行囊，眼眶瞬间便湿润了。“我在巴黎吃了顿难吃的牛奶煮米饭，而这却是喜欢川菜的儿子每天进食的主食，想到就一阵强烈的心酸。”如今，何军最期待的，是等着儿子留学归来。在两人共同庆祝的生日时，互相为对方拍下一张快乐的照片，那一定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何军脑中，属于自己的，最温暖的光影人间。

Q：对于女摄影人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望？

A：摄影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镜头下的语言也是充满灵动与思索的空间，女摄影人正是以其精彩的作品来证实自身的存在，按下快门后的世间万象显影，才使得女性摄影人以独特的视觉打开另一扇心灵的窗户，她们的照片所讲述的是故事是由心灵、眼睛和照相机共同捕捉的特殊瞬间。在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力，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都会产生涟漪，摄影活动的内核正是以这样的表达方式从各个不同的领域产生一个庞大的视觉盛宴，我们身在其中感悟着事物本质的时间点，我们是幸运的。

何军小讲堂

坚持的意义不在结果，在于享受过程

摄影圈儿里有句玩笑话：“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何军也是个摄影器材发烧友，但她收集的不仅有昂贵和珍奇的照相机，还有可能被很多人不以为然的：胶卷壳。20多年了，收集胶卷壳竟然已经成为她的生活习惯，每每走到摄影器材店，哪怕是有摄影器材的小街上，她都会下意识地寻觅自己的宝贝。偶然拾掇到一个未曾收集的，更会高兴好半天。如今，光是柯达的不同型号胶卷壳她就已经收集了300多个，富士的100多个，杂牌子的也有两三百个。“这是个会上瘾的事儿。”

她还没有思考，当这些胶卷壳终有一天需要她来处理时，自己该怎么办。因为她从来就没在乎过这个未知的结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为什么都要刻意地去关心结果呢？难道这个过程不是一种享受吗？”

是享受，也可能是一种历练，甚至苦难和忍辱负重的过程。“那我只有一句忠告，在决定付诸行动前，扪心自问，这是我愿意走的路么？”得到确切答案后，再选择坚持与否。因为一旦你决定为某件事坚持，所有的苦就不在是苦，而是过程。

所以，踏实地享受这个过程。“我从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