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赫金到汪曾祺,一次东西学海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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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周志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著名学者钱锺书曾这样总结中西方学术的交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管锥篇·序》，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P1)。用他另一个常用的词来描述就是“打通”——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各门临近学科。中西方学术固然有差异，但在思维层次、心理惯例等方面也有可资互相阐发之处。假如我们不拘泥字眼的话，无论是“西学中用”还是“中学西用”，或者“中西互用”，最高理想也可以说是“入于化境”(《七缀集》，钱锺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P78)。也就是说，无论是“化用”西方学术理论，还是分析目的语文本，最高境界是能做到“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本《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便是作者在东西学海进行的探险之一，也是他力求“打通”中西批评与文本分析的代表作。

笔者以为，这本著作的核心阐释角度是“语言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汉语形象”。“语言形象”是巴赫金思想的关键词之一。语言形象研究者认为，除了关注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形象外，语言本身构成的形象也不能忽视，因为很可能文本塑造的语言形象与人物形象并不一致，甚至互为冲突。在书中，作者以美国学者麦克列林对英国诗人布莱克《羔羊》一诗的分析为例，阐述了语言形象概念的确立。作者认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一方面要理解语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领会语言塑造出来的语言形象的意义。接下来作者又对汉语形象的生成做了阐释。汉语形象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汉语语言本身的内涵意义，二是汉语语言塑造出来的形象意义。以前者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汪曾祺后期小说的语言特点，作者认为汪氏小说的语言魅力体现在“其语言所呈现出来的感人的审美韵味”，即“现代韵白”。这是作者潜心研究汪氏后期小说的独特发现，也是此书的核心价值所在。从后者出发，作者逐一阐述汪氏小说折射出的“现代文人的语言镜像”，汪氏小说中的“民间想象”和汪氏“现代文人自我”的发现。如果说在“现代韵白”一章的分析中，作者还亦步亦趋，条分理析地做着新批评看重的“文本细读”工作，那么在后三章中作者则不时加入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甚或是时评。例如在传统的四种民间想象之外，作者提出了民间想象的第五种模式：现代文人意蕴。这毋宁说是创见，是细致解读后的“新得”，不是一般的心得了。

理论观点的阐述离不开文本的细致分析，作者“细读文本”的功夫煞是了得。就笔者所知，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西方文论以来，不少学者趋之若骛，理论阐发沸沸扬扬。更有甚者，以理论来套文本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以某一理论家而自居者也不少。笔者以为，西方文论的大量涌入只是提供了一种供人思考的思路，不能一见到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就要去研究劳伦斯(D.H.Lawrence)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不是一接触“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就去找多恩式(JohnDonne)的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ms)。此书作者恰好相反，做的是“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的细活。除细读《汪曾祺全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相关的古典及现代著作。重要的是作者能从汪氏众多的小说中分析总结出“现代韵白”这样一种学术发现。从“语言规律”到“语言基调”，再到“起止自在”，众多小说之分析济济一堂，却在作者的笔下有条不紊，各归各座。

在阅读作者精彩分析的过程中，也触发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以上述的《羊羔》(Little Lamb)诗分析为例。麦克列林从诗歌最后两句的核心词bless(保佑)出发，指出此词的词源与blood(血)有关，认为基督教传统的bless就是以血来“涤罪”，即血祭。那么诗人通过重复“血祭”这一词语塑造的语言形象就带有惊悚甚至恐怖的意味，与全诗营造的上帝权威和蔼形象有巨大出入。这是一种启人思考的独特分析。形式主义者分析作品时也喜欢这么做，着重文本的语词、格律、结构等内在因素。例如什可洛夫斯基对英国18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一译《商第传》)的分析就是有名的一例。他认为斯特恩在小说中不考虑传统的情节安排，“以破坏形式的办法来构成小说的内容”，“正是由于《项狄传》的情节编构艺术成功地实现了对生活本事的‘奇特化’(即“陌生化”)，因此《项狄传》是‘世界文库中最典型的小说’”(《外国文论简史》，刘象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P261)。对于何为小说，各有各的说法。至于《项狄传》，说它是“最典型的小说”，一般西方学者还未有认可。在我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里，它也未能与狄更斯或奥斯丁的小说相提并论。笔者以为，就小说本身而言，其“不断被打破的形式”毋宁说是受到萨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开创的书信(日记)体小说影响，书中的每一章就像“我”在写信，告诉某个人“我”家里发生的事情。斯特恩一生只有两部著作，除《项狄传》外，还有《多情客游记》(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此书被公认为欧洲感伤文学的源头)，后者完全是日记体了。《项狄传》中那些故意的纸张留白，写至一半时的戛然而止，星体符号等的使用，都是书信体小说善用的“招数”。而《项狄传》中流露出的个人心理担忧、惊惧、兴奋等无不让人想起理查逊的《帕梅拉：美德有报》(Pamela，Or Virtue Rewarded)。再有，斯特恩在小说中借助“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形式”而营造的幽默戏谑气氛(尤其是书中对性器官开的玩笑)，是与斯特恩本人的性格有关的。他虽然身为牧师，但喜欢与一帮朋友聚在某位朋友的城堡里读一些市侩、庸俗但不乏机智的作品，斯特恩本人也十分爱开玩笑。由此我们在分析《项狄传》时，得到的印象恐怕不单单是小说结构的零碎形式。对布莱克的分析也一样。布莱克的诗歌本身就富有很强的宗教意识，这一点在他赖以谋生的绘画题材上也看得出来。布莱克除了以雕刻、绘画谋生外，经常给自己的作品配插图，其中绝大部分是宗教题材的作品。结合布莱克的宗教观念来看，上帝经常被进行拟人化的描写，有时是“老虎”(如Tiger，Tiger，Burning Bright)，有时是“羔羊”。布莱克在诗中崇拜力量，敬畏于上帝的力量和权威，也讽刺教会(如The Chimney Sweeper)。但学者一般认为，从《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到《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布莱克是从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到对宗教神秘力量的敬畏，“从歌唱纯真、和谐到宇宙(包括宗教)的神秘力量过渡”。(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iu Yiq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P159)再者，就bless这个词本身而言，如果说跟blood有关联，也是基督徒们认为耶稣牺牲自己流出的“宝血”是提醒他们“爱和赎罪”的普世性。就祭祀而言，《旧约》中以燔祭(火烧)羊羔居多。现代的洗礼等仪式也是以洒水为代表。因此，bless一词更多的意义恐怕还是侧重在上帝对他的羔羊(百姓)的爱、祝福和佑护方面。当然麦克列林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进行独特思考的角度，也是语言学(包括词源学)在文本分析中启人思考的一种体现，这与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有了呼应。就像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后来受到批判一样，笔者认为，任何作品的分析既要针对内部因素(语言、结构等)，也要注意外部因素(作者生平，写作背景等)。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否定语言形象的确立，只是在确立的到底是何种语言形象上有不同看法。语言形象的最终确立还是要着眼于读者对作品语言的分析，包括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之间语言的对比。《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对汪曾祺复出后的第一部小说《骑兵列传》的分析更是如此。作者认为，在《骑兵列传》中，访问者对世界的“观察视野”占据了小说文本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察视野造就了这篇小说的特殊叙事责任……而与此同时，这篇小说又流露出对于个人生活意趣的喜好和玩味倾向，呈现隐约的“旁观视野”。这一部分出现在第三章的第二节——“旁观视野”。但仔细读来，作者对这两种视野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呈现的分析似乎不够。在分析了“田野的描绘”后，就转入了小说《迷路》的对比分析，之后是对“我们”的质询本质作的分析。接着就转入了对汪氏另一部作品《钓人的孩子》的分析和对鲁迅作品观察视野的分析。这一节谈到了观察视野，但分析不足，“我”的旁观视野的分析也付之阙如。在论述“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想象”一章时，作者在第一节论述了“民间想象的四种模式”，之后通过对风物想象和现代文人意趣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了民间想象的第五种模式：现代文人意蕴。那么，第一节的标题是否可以改为“民间想象的四种传统模式”，以利于与后面的新模式对照?在著作最后一章，作者论述了汪曾祺现代文人自我的塑造，在结尾处谈到“语言和自我的双重印象”，但似乎没有充分论述，或者这是作者下一个课题将详细论述的内容了。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