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范《注》\杨《疏》及钟文《补注》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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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梳理历代《谷梁传》研究的发展脉络仍是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想要理清历代春秋谷粱学的发展演变，就有必要先梳理出历代对《谷梁传》的注疏有何变化。笔者简要比较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及清钟文《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的异同，从而得出三个时期注疏在义理阐发、训诂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谷梁传》；注疏；注疏异同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34－02

谷梁学历来有“孤微之学”之称，治之者稀，但对《谷梁传》的研究也曾有两个高潮，一在晋唐，二在清代。在这两个时期都涌现处许多对《谷梁传》的注疏。其中，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成为这一时期《谷梁》研究最经典的著作。而清代也留下钟文燕《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等代表注疏。通过比较范《注》、杨《疏》和钟文《补注》的异同，纵观晋、唐、清三代注疏，能为梳理历代《谷梁传》研究发展脉络提供资料。

一、范《注》、杨《疏》及钟文忝《补注》的共同点

首先，三者都主要以阐发《经》、《传》的义理为主。这也体现了《谷梁传》“传义不传经”的特点。《谷梁传》原本是为《春秋》作传解经，主要是通过层层设问的方法，逐层阐发《春秋》中体现的“大义”。虽然《公羊》也有此特点，但相比而言《谷梁》文辞更为简淡，范宁就在《春秋谷梁传序》中指出，“《谷梁》清而疏，其失也短。”又因其自身解经“议而不辨”的特点，后来历代学者为《谷梁》作注疏时也就都多集中在对《经》、《传》义理的阐发上。此外，《谷梁》《公羊》在汉魏和清末同属于今文经学，因此历代注疏也体现了今文经学派侧重《春秋》微言大义的义理发挥的特点。

其次，在揭示《谷梁传》经学思想方面，三者都注视对《谷梁》的以民为本思想、“三纲”思想和忠孝思想的阐发。从以民为本的思想来看，如桓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条，宋人用齐、蔡、卫、陈四国兵攻打郑国，《谷梁》对经文中“以”注为：“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以是“驱使”之意，即四国事迫于压力出师郑国的。范宁《注》云：“刺四国使宋专用其师，轻民命也。”这就进一步阐发四国国君将百姓性命交与宋国是轻视民命的体现，对此提出了批判。钟文燕《补注》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言阐发何谓“君之本”，进一步从理论化《谷梁》的“民本”思想，并直接揭示出《谷梁》的批判，“又明兼恶四国”。从“三纲”思想来看，隐公元年“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条中，《注》“隐为世子，亲受命于惠公；为鲁君，己受之于天王”、《疏》“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托”及《补注》“弟先于兄，是废天伦；私以国让，是忘君夫”都阐发了《谷梁》“臣事君，子事弗”的伦理思想。又如隐公二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条，三者都从礼制的角度训释了进一步“妇人不专行”的礼制，从而体现出了《谷梁》“妇事夫”的伦理思想。从忠孝思想来看，上文提到的“兄弟，天伦也”条中注疏即阐发了《谷梁》的忠孝思想。当然，《谷梁》所包含的经学思想博大精深，三者注疏中体现的经学思想亦远不止于此，如第隐公元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条体现了其忠孝思想，襄公二十九年“身贤，贤也，使贤，亦贤也”条的注疏中阐发了《谷梁》的贤君思想。可以说在三者注疏的层层演进下，形成了更为系统的《谷梁传》的经学思想体系。

最后，在训诂的角度方面，在训诂的内容上，三者都以“解句”为主，如《传》文“兄弟，天伦也”，范宁释以“兄先弟后，天之伦次。”在庄公元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条中，《补注》对“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更援引多种经典揭示“天道”和“人性”之说，长达2000多字。“释词”则较少，如《注》：“虞，典禽兽之官。”《疏》：“上，谓君上。”《补注》：“成，即扬也。”在训诂的方法上看。三者都以“义训”为主，如《注》：“制，谓限制。令者，号令。”“声训”、“形训”则很少。这也和《谷梁》主要阐发大义的解经特点及今文经学重视义理阐发的特点密不可分。

二、范《注》、杨《疏》及钟文暴《补注》的不同点

虽然三者在解经内容、训诂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共同点，但三者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钟文《补注》与范宁《注》、杨士勋《疏》在解经方法、解说词义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首先，在对《谷梁传》经学思想的阐发过程中，范宁、杨士勋的《注疏》多本《经》、《传》意进行进一步详解，而钟文的《补注》常常能在解说《经》、《传》“大义”的同时，提出自己的创见。在上文所说的庄公元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条中，钟文的补注将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并且理论化。他引用了多种典籍阐述自己对“天道”和“人性”的理解，如《论语》、《孟子》、《礼记・中庸》、《诗经》、《左传》刘炫注、《孝经》、《管子》、《论衡》、《大戴礼记》等。他首先论述了他对“天道”的理解，他将“天道”与“人性”、“人教”结合起来，认为“性始之，教终之，道在其中矣”，“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谓性也。受命者，终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谓道也。”人之所生时有天性，率性而发的行为是谓道，而修道通礼义是使人性行天道中发挥作用的教。随后他又对人性观进行了讨论，在承认孟子“性善论”及“四端”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汉代诸儒、宋学家对“性善说”的认识与《孟子》、《论语》各有不合之处。可见，钟氏《补注》对《经》、《传》的阐发更系统理论，且能脱离只层层阐释《注疏》的解经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体现了钟文在其《序》所说的“宜有专门巨编发前人所未发者”的撰著目的，也体现了清代谷梁学“穴结期”思想活跃、条理系统的特点。

其次，从训诂方面看，在解说词义的方式上。范宁《注》、杨士勋《疏》多只采用直训和义界的方式。直训如“尸，主”、“推，排也”，义界如“黍稷曰粢，在器日盛”、“羁贯，谓交午翦发以为饰”。而钟文《补注》采用虽也多采用直训和义界的方式，但常能引用他书使人明确词义。如隐公元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补注》云：“既，终也。《毛诗传》日：‘既者，终其事。’《乡饮酒礼注》：‘既，卒也。’《尔雅》：‘卒，既也。’义皆同。”《墨子经》日：“言，口之利也。”在训释词义的方法上，虽然三者大多都采用义训的方法，但《补注》更多地采用了形训、声训的方法。如僖公二十三年“言之所以为言，信也”条：“于文‘信’从人言，《说文》以为会意字。《墨子经》曰：‘信，言合于意也。’《鬼谷子》曰：‘信者，明也。’《说文》‘诚也’，《释名》‘申也。’”从“信”的字形上得出信有人言合于意、人言明的含义。由上可看出，范宁、杨士勋的《注疏》训诂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主要采用义训。而《补注》在训释过程中更具多样性，能兼用形训、声训、义训，并引用他书加以训释。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范、杨处在晋唐这一注疏之学兴盛的时期，但这一时期注疏之学还处在较早期的发展之中，训释的方法还不成熟。方式比较单一。其次，范宁、杨士勋在作注释时更侧重于对经义的阐发而非字词的训释，所以训释词义大多简要。最后，考注疏之学在钟文所处的清代迎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训诂方法全面，训释方式也更成熟多样。

综上可见，范《注》、杨《疏》及钟文《补注》各具特色，钟氏对《谷梁传》的注释更为全面完善。考究其所处时代的学术背景：一则今文经学开始兴盛，研究《谷梁》的论著空前丰富，二则清代嘉、道以后乾嘉时所倡导的汉学弊端开始滋生，但余韵留存。钟氏处于这一背景之下，既受到今文经学繁盛时期思想活跃、重视义理的影响，又受到乾嘉汉学重视训诂的影响，故能两者兼采，既在阐发义理上条理精密，又能明训诂详辩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