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清代山西土盐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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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土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就已纳入国家的管理范围。清代山西土盐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北部的土盐产销区已经连为一个完整的区域，形成一个可以和河东池盐区相抗衡的土盐市场。直到民国年间，随着国家政策、交通环境等的变化，使得土盐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关键词】汉至清代；山西；土盐；历史

通过仔细翻检史料，可以发现晋北的土盐业不仅在清至民国时期较为发达，而且从汉代开始，山西中北部地区就有土盐盐官的记载。传统时期，山西中北部民众有着悠久的生产、食用土盐的历史。

早在汉代，山西中北部地区就已经存在土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郡，秦置。有盐官，在晋阳”，“楼烦，有盐官”，从这多处“盐官”的设置，不仅可以看出汉代山西中北部人民已经开始了土盐的生产，而且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土盐生产已被纳入国家管理范围。进入唐代以后，尽管山西中部的土盐生产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推测在汉代已有的土盐生产在这一时期不太可能停止生产。相比之下，山西北部地区在唐代出现了明确的土盐生产记载，《新唐书・食货志》曰“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兵有丁，岁得盐两千五百斛，下者千五百斛”i；《通典》中也有记载“大同、横野军盐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担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ii，大同军在今朔州市东北马邑，横野军在今灵丘县附近，二军土盐主要就近供应军需。山西土盐生产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旺盛期，土盐生产规模扩大，这主要得力于北宋政府的积极管理，使得土盐生产成为国家盐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咸平四年，设并州永利监，专管土盐的税收等工作，“自汉以后山西土盐置立专官又始于此”iii。永利监“岁煮盐十二万五千”，“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鬻，不得出境。”

宋室南迁，山西地区被金政权所占领，南北分立，盐务也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有关山西中北部土盐的生产地，吉成明先生的《论金代食盐产地》一文中梳理出大概，西京路是大同府、浑源州，河东北路是太原府等三处。山西北部也就是大同府、浑源州的土盐生产被纳入西京盐训捕使管理范围，进行专门的管理，而山西中部地区的土盐生产，则采取“均办盐课”或“干办”之法iv，将原来本地区所卖盐钱或估计卖到的盐钱税额，按户口均摊输纳，在保证国家税收的基础上允许民户自煎土盐、食用土盐，非常类似于清代所实行的“课归地丁”之法。元初，山西中北部的土盐生产延续了金代的管理，但之后由于“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廉价，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土盐的畅销已经对河东盐构成威胁，官员“请自今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户，均出其赋”，元代政府对其增加了税收，并加强管理，“立太原提举盐使司”。可以看得出元政府在保证河东盐销售的情况下，虽然增加了土盐税额，但仍默许土盐的生产与销售。

明时为了解决边需、充实边防，盐制实行开中法v，“九边各地，如榆林、宣化附近山西，大同又为山西北路，故河东之盐中纳者多，因将太汾土盐禁止煎贩”，行销河东池盐，但是从“弘治五年，改折银两”，商人从中获利甚微，加之“太汾一带，山路崎岖，道远费重”vi，商人都不愿贩运河东盐到山西中北部地区销售，这样就使得从汉代已有食用土盐传统的山西中北部地区，土盐生产的复兴提供了机会vii。到明嘉靖隆庆年间，政府对山西中北部土盐政策做出调整，采纳御史赵睿奏，并从隆庆四年开始执行，“令山西太原府所属阳曲等十州县，并汾州其所属三县，共十四州县，以后通食票盐，每票抽税银六分……其原派阳曲等十四州县引目，准令均摊河东运司行盐地方”，自是以后山西中北部地区等地成为在国家管理下专行土盐的区域，只是山西北部大同地区比较特殊，由于靠近蒙盐产地，在明王朝边防强大时，尤可兼食蒙盐。此外，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明代地方志的发达，关于明代山西中北部土盐的具体生产地点也有了较详细的记载，《大明一统志》记载“盐，太原、清源、定襄等县出”，“盐，大同县、应州、浑源州出”viii，《永乐大典》中更是为我们详细地列出了太原府下属州县具体的土盐生产地点。

太原：“盐，出县东桥、刘监等村。”

榆次县：“盐，出县西南胡桥等村。贫民采土煎熬，以资微利。”

徐沟县：“县产：朴硝、盐。”

文水县：“县产：盐。”

清源县：“盐，出县罗郭村。”

忻州：“盐场一所，在州之正北四十里，其都曰新庄，地多卤碱，不宜书木，其土可煎小盐，州人概食之，名为利用场。”

定襄：“盐在县北十一里丘村，旧立利用场，官为煎造，见今水占，地生芦草。”

“按明时土盐给票始行于太汾，继行于平代，其后辽沁等州皆行票盐，”ix到清初，土盐的行销范围，已经超出了明代太原府的范围，将辽州、沁州也包括在内，随着清朝的建立，这种趋势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清初盐法明确规定“太原、汾州、宁武三府属，辽、沁、平、保、忻、代六州属，皆食本地土盐，领河东之引而不食河东之盐，名曰盐税”。清在继承明“纲法”的基础上使其更加完善，形成严密的“专商引岸”制度。在此制度下，额定食盐必须由专商在官府的监督下，销售到指定的区域，而且严禁跨区销售，如果跨区销售，买者卖者同属犯法。但事实上是山西许多区域“皆崇山峻岭，路经崎岖，舟楫既不能通，车行又多险阻”x，河东池盐或难以运达或行销困难，这就为这些地区改食土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康熙十年，汾州府的石楼县以“汾州七县俱食本地土盐，独有石楼一县行销解盐，道里阻长，行运艰难，照改土盐，商民两便”为由，要求依照汾州府属其他七个县的既定成例，不行河东盐，改食土盐，“部议准其改食，以商行引课改为县征盐税。”乾隆时期，隰州并所属大宁、永和二县经过地方政府的多次争取，最终于乾隆三十三年“援例改食土盐”，盐税“按地丁摊征完纳”，并准许人们“应听就近买食，或与溪涧卑湿之处，扫刮碱卤，煎晒充盐，足敷民用，任意贩卖”。

隰州案件以后，山西土盐的行销区域基本稳定下来，“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土盐区成为一片”，清代山西土盐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山西土盐与池盐基本上形成了均分市场的形势”xi。同时，山西中北部土盐地区长久以来就有兼食蒙盐和芦盐的传统，发展到清代中后期，蒙盐和芦盐逐渐地深入山西土盐区，分割着山西中北部的食盐市场，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民国。

注释：

i 《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7页。

ii 《通典》卷10《食货十・盐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iii 盐务署编：《中国盐政沿革史（山西北路）》，1915年，第97页。

iv 《金史》卷24《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4页。

v 开中法即鼓励商人输运粮食或其他军需物资（明中期以后演变为纳银）到边塞换取盐引商人按引到指定的盐运司照数支盐，再将其销往行盐区。

vi 盐务署编：《中国盐政沿革史（山西北路）》，1915年，第67页。

vii 《明穆宗实录》卷35，隆庆三年七月丁亥。

viii 《明穆宗实录》卷35，隆庆三年七月丁亥。

ix 盐务署编：《中国盐政沿革史（山西北路）》，1915年，第102页。

x 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卷11《奏疏》。

xi 侯晓东.清以来山西土盐问题研究[D].山西大学，20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