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还是生活在象牙塔里 张颐武:PD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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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眼下国内最Popular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学者生活在台灯下，张颐武自嘲“生活在会议中”。这位响当当的媒体红人，负责为流行文化的新花样不断提供阐释
张颐武 1962年8月1日生于北京。1984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又在北大著名教授谢冕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张颐武以研究“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评论界引人注目。人称“张后主”，并因此引发争议。作为中国当下最走红的知道分子，张颐武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转型的成功案例。广为人知的张颐武句式表现为：“我比一个悲观主义者乐观，比一个乐观主义者悲观。”
惠普怎么就没找张颐武拍广告呢?IBM不是还找过顾晓鸣吗?pda对张颐武有多重要?
“就是战士的手枪”，张老师一边随手掏出PDA和U盘，一边欢喜地说。
“这是随身做学问的两样宝贝。PDA可以提醒日程；还可以无线上网。在外面开会的时候想到的东西都可以随手记下，效率最高的时候每天能写六七千字。而且对别人高度尊重!不显眼!总不能在开会的时候打开个笔记本电脑吧。”张老师又瞟了一眼U盘，感叹道：“人生的全部工作就装这一张U盘而已……技术产生虚无感啊!”
这是眼下国内最Popular的知识分子。除了半个月逛一次海龙(中关村电子市场)，置办包括iPod和2G的CF卡外，更是响当当的媒体红人，对流行文化的新花样不断提供阐释。
不同于传统学者生活在台灯下，张颐武自嘲“生活在会议中”。由于被媒体喜爱程度之热烈，张老师开会经常不得不迟到早退，因为前后还有其他活动。但大家都喜欢张老师开口就有笑声的生动观点。
什么帮助张颐武走出北大南墙，在知道分子的路上越发地风光?当然不只是PDA和U盘。
被批评的批评家
1997年春天听过张颐武的课。当时中文系给北大一年级新生开一门《作品赏析与写作》，来的都是系里老少名流，每人主讲最拿手的一两位作家名篇，听起来很是解渴。印象里张颐武是这些人里较年轻的，至今还记得他介绍刘心武的《班主任》，里面的班主任刚好也姓“张”。张老师讲到得意之处便随口背诵起“张老师像一台播种机，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张老师像一把大扫帚，不停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教室里一片哄笑。
当时完全看不出，张颐武正全力以赴地卷入中国文坛一场“空前”公案――“马桥事件”。这是建国以来第一起作家状告评论家的诉讼。起因是1996年12月5日张在北京《为您服务报》上撰文批评海南作协主席韩少功“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结果是1999年“愚人节”这天，在张还未得到正式通知的时候，互联网上发出一条消息“《马桥诉讼终审结案。张颐武、王干等五原审被告全部败诉》”，终审法院在海南，尽管按照惯例北京才是被告所在地。
在今天的张颐武看来，马桥不过是一场有趣的媒体“娱乐版”事件，尽管这期间他曾热血沸腾地投入战斗，捍卫一个批评家的尊严。当年，《羊城晚报》娱乐记者每天一个电活，催促张不断发表“慷慨激昂”的文章，发表在“娱乐世界”版面。2004年，同样又是这位，再次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在西方引起高度关注》，文章写道：“《马桥词典》1996年于国内出版，曾招致不公正的批评，并因此而引发官司。”
张颐武至今耿耿于怀的只有一件事，“真正造成伤害的只有那些你曾经认为是朋友的人”。1980年代，张颐武曾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在国内率先介绍一位“实验小说”作家，其后双方交情不薄，但“马桥事件”中此人参与了11位作家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要求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张颐武用“悲愤”形容至今的感受，作为一名批评家，他不在意为一篇文学批评赔偿1750元人民币(判决结果)，但他亲历了文坛的“世态炎凉”。
这是至今仍在中国文化界被广泛提及的事件，有人说“马桥不是词典”，有人说“马桥没有赢家”，还有人说“马桥没有输家”。曾有人把韩少功称为中国文坛这支足球队的“总教头”，把张颐武称作现场解说，“马桥”后，至少张颐武照旧是解说，而且亮相次数更加频繁，媒体出镜率远非韩少功或寻常批评家可比，只是领域已经从曾经的文学批评拓宽至从“房地产”到“中产阶级”。去年11月底在国内评论界掀起一场小高潮的《十面埋伏》研讨会，是张颐武以批评家姿态参与并被媒体高调报道的为数不多的文化事件。只是，这一次，被批评者张艺谋导演根本没有到场。不会有诉讼，只有《十面埋伏》1．53亿的国内票房和2亿的海外发行收入。7年过后，世道大变。
事实上，早在“马桥”之前，1990年代初期，张颐武已经出道，人称“张后主”。有人用“后一切时代”形容当下，而今天日常用语中如此之多的“后字辈”们，便源自张颐武们的大力进口。以“后现论”为基础，张颐武引进了解读和评论文学作品的新方法和新文本，他曾对张承志等人的文学主张提出批评，认为知识分子谈人文精神是“唐・吉诃德对着风车的狂吼”，并因此遭到批评。
有人认为张的北大同门师弟韩毓海在1998年第3期《读书》上作了精当的总结：“90年代初文坛上后现代的饶舌，只不过是80年代启蒙主义话式衰败到不忍卒视的一种表征。后现代文坛小伙计们对于学院和文坛政治的热衷，体现的却是对权力的渴望和顺从。(他们不是有话没法好好说)而是黑说白说黑白说……他们一开始争的就是‘话语霸权’。其实也谈不上‘争’。因为学术新锐的对手早就默不作声了，这完全是场独角戏，有趣的是对于这批人的批评往往是不恰当或十分混乱。”
被怀疑的怀疑论者
张颐武喜欢用性格来解释自己和“后现论”的亲缘关系。60年代生人，“干扰和不和谐音”贯穿着他的成长历程。每次面对“宏大叙事”，“饺子的香味”便本能地飘进他的大脑。
那是1970年，不满10岁的张颐武随母亲去了河北省武清县的干校。“有一次连长在集体食堂讲话：‘同志们，现在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吃不上饭……’这时候，连长桌子上正放着热腾腾的饺子，饺广的香味浓浓地冒了出来……我第一次感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现实对理想的侵略。”这个故事种下了张颐武质疑态度的基因。
从小学到高中，张颐武是永远考第―的乖学生，尽管今天他认为“好学生当累了，只是继承，没有创造性工作”。他会津津乐道地提起那时候在北京19中一段和“坏孩子”们混在一起的日子，尽管当时只是“跟班儿”，但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因为“鱼龙混杂，多元文化”而格外有吸引力。张老师喜欢以此解释他幼年时代便开始的对“另一种声音”的向往。
去年年底回北大听张颐武的课，这门《20世纪文学原理》听课的人从留着金黄长
发的Hip―Hop男生到带着套袖的中年女性。不过大家表情都很轻松，照例不时爆发笑声。想起张颐武的理论：“观众对演员的关系好过学生对老师的关系。上课就是战争，我不想和学生当敌人，只想让大家放轻松。”
那堂课的题目是《90年代“新左派”论争》。张颐武绘声绘色地为听众们描述着这场他脱不开中心地带的风暴：“1999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临界点，在民族崛起中他们未起到作用，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知识分子该向何处去?只有转向――从原来的全知全能提供道路，转向专业化，只是解释为什么向这里走。”
讲到这里，张颐武不无得意地提起：“因为少一些理想，所以我能不幸而言中一些。激情很少的时候，人会更敏锐，眼睛更明亮。”
被张颐武“不幸而言中”的是他至今略感欣慰的两项研究成果：其一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其二是“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格局”。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教授，视野跨过文学领域，从研究“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新变化”出发，为人们阐释了这些变化的轨迹，其中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王朔的作品，《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以及何顿、韩东、李大卫等人的小说……
谈起自己当年的学术道路选择，张颐武解释道：“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靠幻想支撑生活。我不过是回到常识，让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要太单一。知识分子不能自视太高，王朔站得比别人低，我要站得和别人一样高，我只是想给大家指出‘饺子的香味’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张颐武这样指出“饺子的香味”，总有人站出来质疑他的真诚。张颐武缺乏信仰的能力，不喜欢热情和慷慨，也因此惹恼了那些信仰热情和慷慨的人们。张颐武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3年，他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参加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个刚上大学的男孩站起来大声质疑：“我觉得陈丹青老师真诚，张颐武老师不真诚。”样子好像是在指出“皇帝的新装”不过是一无所有。
同样是在1998年第3期的《读书》上，张的另一位北大同门师弟旷新年撰文写道：“90年代，一套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在知识的市场上，知识的消费，品牌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已经很明显。知识分子成了学者，他们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丧失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生产更多的知识，并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他们忠于既成秩序，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学术时尚的韵脚。”
张颐武是不是这样一个品牌?开着富康车，住着小复式的张颐武会在意吗?去年，张颐武在41岁喜得贵子，尽管照例怀疑“一个孩子的价值和创造新生命的意义”，张颐武强调：“庸俗生活对我很重要。”
面对面
《新周刊》：41岁喜得贵子，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改变?
张颐武：没有太大影响，我们本没有计划，是“碰巧迎接挑战”。我对孩子的未来担忧很多，想起来与青春期的小孩作斗争不免会头疼。不过我从来不讨好年轻人。
《新周刊》：我想这个孩子也许会带给你一些新的经验。
张颐武：让我兴奋的是，可以发现成长，孩子是哗一下长起来的，这让我体验到一个人从小生长的经验。生活的细节是无法逃避的。体会平庸的人所经历的生活对我是很重要的。
《新周刊》：所以家庭生活对你很重要。
张颐武：对，我看中家庭关系。这也是我的一个工作，有了家以后在感情上投入产出的交易成本就会降低一些。
《新周刊》：怎么看最近的“翁杨恋”?
张颐武：前几年还有一个嫁给默多克的，也是中国姑娘，这是中国对世界很重要的出口啊，除了赚回来外汇，也提升了中国的国民形象。
《新周刊》：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很多人猜想你更喜欢校园外的生活。
张颐武：外界对我有所误会，事实上那些只是表面的来往，我不愿拒绝别人，这对我很难。我更喜欢在学校里的生活，安静、来往持久。校园内的联系对我是根本的，我指的是那些老师、同事。我从小长在民族大学院里，后来上了北大，不过是332汽车多坐了五站，人生挪动一公里。父亲今年?0多岁了，他研究的傣语是只有100万人说的语言。我父亲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生活幸福，与世界没有联系，做到最好是容易的，因为硬指标就可以衡量。
《新周刊》：你的父亲和师长都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怎样评价你今天的状态?
张颐武：1986年，上研究生的时候，老师们还说我是好学生，还有我们的好几位老师颁过奖给我。后来不喜欢我了，觉得走偏了。谢冕老师对社会的敏感和介入对我影响比较大，我认为人生的问题要在社会解决。
《新周刊》：走出校门，面对社会，你的问题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你的理论呢?
张颐武：理论化是不断将问题理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理论问题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不断地面对当下及20世纪中国的种种问题，将之纳入理论思考的视界。另一方面，则在思考之中不断地质疑和反思“理论”本身，使那些被“挪用”的理论成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状态之中得到反思和重写。
《新周刊》：对于普通读者，或许您的理论和提问都显得有些深奥，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关于“中产阶级”和“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格局”这两方面的研究。
张颐武：1992、1993年我提出中国中产阶级概念，《过把瘾》的热播正是这个阶层兴起的标志，当时质疑声音很多，莫言说中国哪有中产阶级，这是胡说八道。关于“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格局”，90年代初谢冕老师和我提出“后新时期”的概念尝试概括90年代的文化新情势，提供了观察实验小说和中国大众文化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