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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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认为：“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二者，不可兼得。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所谓“求是”，即是对文字、词汇、句式、章法的确切了解和深入把握，颇接近语文工具论者的观点。所谓“应用”，即“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可看作人文性的体现。

语文教学是母语的教学。中国传统书院的语文教学中，文史哲不分；鸦片战争以后，经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旧学逐步让位新知，新式学堂文史哲分家。由于“科学”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崇高地位，无法实证的“主观之学”明显受到压抑。时至今日，更是将这“主观之学”全部纳入“实证之学”的轨道，语文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并以标准化考试进行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指导下的语文教学，依赖语文教参为标准，强化习题训练为手段，以应试高分为目标；其结果是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索然，考试机器应运而生，学生一个个被训练得呆头呆脑。熊十力当年就指出，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使得“学者各习一门知识”，缺乏通识与悟性，“无大道可归依”。他认为，语文乃智慧之学，精神之学，力图解决的是人生之根本问题，故需拓展心胸、究竟真理，至于考核之业，只是“余事”。熊十力之论不仅是教与学的方法问题，也关涉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语文的本质是语言，语言与思想紧密地交织而不可分割，语文紧密地关联人类生活的知情意行。没有情感就没有语文学习的触动，没有思想就没有语文学习的认知深度，没有审美就没有语文学习的境界。所以语文学科的特点在于它的人文性，即人的精神性，是对普遍人性的终极关怀，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彰显。

观照当今语文教学工具论者，其实并不是主张认真地求是、做学问，也并非乾嘉学者的以文字训练求经史大义的治学途径，更没有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章太炎说：“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意即读书做学问不是为做官显贵。但工具论的语文教学很明白，是瞄准考试需要而进行的字词句章的针对性训练。

时康有为“托古改制”，倡“我注六经”“经世致用”，对讲究识字――通经――达道的治学途径很不以为然，认为“以此求道，何异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哉？”他认为改变这一“甚不智”的治学途径，首先不是从“文字”而是从“古圣贤之心志”入手，先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考证训诂。

康有为的主张，似可对当前的语文教学有所启发。由文字而辞章，由部分到整体，是一条路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掌握语言工具。由整体到部分，居高而临下，纲举目张，于“微言大义”中见世道人心、圣贤哲理，如此读书“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梁启超）。是感悟、体验、迁移的路子，这是语文学习的另一途径。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做学问求其“精微”，做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二者的统一，这便是《中庸》之“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此境界或可视作“求是”与“应用”的统一，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章太炎认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强调学问以真伪定高下，不以时用分尊卑，意在“求是”。但他早年提倡佛学济世，并非“求是”于佛教典籍，晚年批评佛法未足救时弊，着眼点也还是在“致用”。

“求是”与“应用”尽管路途不同，前者由“求是”至“应用”，后者由“应用”释“求是”，但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古今都是一样的道理，关键在于“应”什么之“用”。语文作为工具，不应沦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而是对学问的“求是”； 所谓人文，决非言不及义曲解经典或意识形态化的枯燥说教，而是个体生命的饱满、社会进步的追求与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