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二十讲(十九).书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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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春秋之际，甚至在孔子创办的私学之中，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课程内容的古代教育就以“书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了。经过秦汉魏晋到唐代，即有专门的“书学”作为国子“六学”之一的专门学校，设置书博士、助教等专门的书学专家从事教学，指导学习者研习书道（包括文字学、史学、修辞学、训诂、书论等内容及经典）也成为当时专门和时尚的学问。在高层次的文史研究机构弘文馆中，也招收“学书”者跟从书学大家欧阳询、虞世南等研习。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科举制度中，不仅在“身(神形仪表)、言（言谈对话）、书（书写展示）、判（决策判断）”或“文（作文）、形（外表）、书（书写）、判（对策）”的人才评判基本标准中有书道的要求，还专门设有凭书道造诣跻身科举的专门通道――“明书”，与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并列成为科举考试的“六科”之一。除了上述“常科”（例行常规的科举考试）外，还有“特科”（多年举行一次，以某一专长得到朝廷赏识入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对书道价值的重视，中国可谓特例。

在唐太宗李世民等的推动下，书学逐渐成为“显学”，不仅有前贤作品的搜集（贞观6年御府整理钟繇、王羲之等真迹就达1510卷），还有一系列名家学者积极探索书道的规律、思想及技法，承上启下地推进了书道研究的发展。自唐以后，关于书道的探索代有经典、人才辈出，形成了中国书道创作、欣赏和研究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重要的特色与价值，从下表中可见一斑。

根据以上检索，从汉代至近代，可以见到的主要书论几乎都提到书道，并以此做统领论及相关的问题。由此可以断定，在中国的历史上，研究、实践美学、哲学层面的“书道（书统、书理）”是主流和上位的探讨，而书法、书艺、笔法，以及意、韵、技法等评价均是处于从属地位。如《书谱》是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书道研究论著，几乎多谈及与书写有关的道、书道、翰墨之道、小道等；元郑杓、刘友定《衍极》在论书时明确指出“法出于道”，论及了“书道”与“书法”的应然关系；清末包世臣、康有为的书论为当时经典，而其中亦畅言书道，罕言书法。

不可否认，近两千年的中国书道探索是内容丰富、思想开阔、具有多元倾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书坛是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不仅注重传统，也留意相关文化、甚至国外探索对书道发展的促进，对书道的研究始终处于“与时俱进”的积极状态之中。

及至当代，书道资源日益丰富，有更多的研究与实践者涉猎和探讨书道的问题，为书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在当代研究书道的各类著作、论文和读本中，虽然多数著者均以“书法”为一级概念，但有关“书道”的探索依然没有停滞，并引进了西方美学、艺术哲学、文化研究等多方面的视角与方法，对书道研究加以丰富和改善。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相关的研究应该回到书道的本体层面加以展开，使中国的书道传统得以积极、理智地延续。

除了理论和思想层面的探索而外，技术领域里的进步也使书道研究更有深度。如近年来脑科学的研究也对书道的探索有启发意义：2008年在首都体育学院，中日学者在运用脑血流测试等脑科学方法研究学习和训练的相关案例时，将书法也作为典型的案例。当时笔者有幸作为研究者和被试在书写楷书、隶书和行书的过程中进行了测试。初步分析成果是：在书写之前和之后，脑功能区血流的状态相对活跃，而进入正式的书写过程时脑功能区的血流反而比较平稳。这说明，书写活动本身需要专注，而这种专注不仅有利于学习和创作，也有利于脑血流的平稳。可见，在书道实践与创作中，身心是相对和谐与相互支撑的。因此，注重“道”与身心、技法等的关系有助于今人以现代技术做支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书道的价值。因为，在书道实践和相关创作的过程中，书写不仅是学习过程，也可以承载人们的性格、潜能和其他教育的功能。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中国先人的设想，为书道的发展提供了生理学、脑科学等方面的支持和依据。

不可否认，书道的研究自从当代被“书法”的探讨取代以来，在哲学、美学、文化等层面的研究与探讨确实薄弱了，一些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也往往用演绎的方法，以中国书道的资源加以填充和说明，难以真正深入地挖掘和领会这一丰富、开阔领域的无穷宝藏。为此，我们需要在梳理书道源流、深入研究书道思想的基础上，依托“书道”本元展开多元化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国书道的复兴与发展提供更科学、更适宜、更具创新潜力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