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以笔为犁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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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自身也面临这样的生存状况，各种变故、挑战和诱惑接连袭来。那么，在作为农民观察者和代言者的贾平凹之后，还有谁为农村留影存照？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蓝天立代表提案指出，如何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如今已成为部分省市面临的突出问题。自去年年底开始，大批农民工因为工厂倒闭而被迫离开谋生的城市，回到久别的故土。在这“去而复返”的过程中，他们历经了怎样辗转和变故？离乡背土的农民工究竟是什么身份？
这不仅是政府和媒体关注的问题，也是作家们热衷的题材。其中，最具典型性和最为知名者，当属陕西作家贾平凹，这位自称农民并与乡村保持血缘联系的西北汉子。他以农民工为主角创作的小说《高兴》于年初被搬上银幕，这部融合黑色幽默和现实关怀的影片，在经济寒冬的大背景下掀起一股观看热潮，其悲喜交集的故事和可爱可亲的人物，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尽管它被宣传为贺岁喜剧，但在原著者贾平凹看来，其真正内核与基调却是灰色黯淡的，一如他笔下的乡村风貌和农民群像，甚至包括他自己。
“我是农民”
和其他名气响亮的作家一样，贾平凹的头衔很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等等。此外，他还是某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著名书画家。
然而，贾平凹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农民身份，尽管很多进城的农民子弟正想方设法洗刷这种印记。1952年农历2月21日，贾平凹出生在丹凤县棣花乡，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平凡小村，贾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世代农家。
稍微不同的是，贾平凹天资聪慧而且刻苦上进，他误打误撞地走上了文字的道路，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升学和当兵是山里“凤凰”起飞的必经之路，至今犹然。1974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品，并在小范围内获得好评。第二年，他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然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当改变命运的龙门越过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其中《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当获奖的消息传来，贾平凹显得很平静，尽管他曾多次与该奖擦肩而过。当时，他“只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心情也好，给屋子里的佛像烧了香，给父母遗像前烧了香”。接着，他就去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在获奖致辞上，他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见证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像，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然而，“敏感而忧患的心灵”并不是总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1993年，贾平凹推出《废都》一书，因为对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该作品被禁。
不仅如此，据有贾平凹“御用评论人”之称的孙见喜在其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中披露，“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家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和妻子离婚了，那个时候他是流浪着写作。后来《废都》被禁，也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那是一段苦难的时光。”
在这一年的某天，贾平凹领着女儿回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他闻着土地的清香味，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他竟不由自主地弯腰挖起一撮泥土塞在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地问：“爸，你怎么吃土？”他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
对于一个离开故土旧地，用文字耕耘的人而言，对土地的依赖几乎与生俱来。正如贾平凹的一本书的名字：我是农民。他用文字守候着日益远去的乡土，而失意时，大地也给他依靠。与之形成对照，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以出卖劳力的方式远离田园，他们的着陆点在哪里？
乡土中国的留守人
对作家而言，作品往往就是他的自传。贾平凹的小说以描写新时期的西北农村为主，其中有虚有实，也有牛鬼蛇神等等扎根在乡民意识里的怪物。有一次，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说，“写《秦腔》的时候，我烧了香，那些书里的人，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跟我说话，争争吵吵，我就感觉到满屋子都是幽灵。每到晚上，人对周围的感觉会更加强烈。周围人的眼光，能透过黑暗穿过来，比白天还清晰，因为晚上是用心在看的。”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立意高远而语言朴拙、憨厚，一如他的字画。他把当地的民俗和历史深蕴结合起来，为我国的西部文学奉献一朵奇葩。正如评奖者所言，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和绵密的细节，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和迷茫，做了充满深情的解读。它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
长期以来，农村是我国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因为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的境况已经有很大改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被剥离开，农民中的精英分子（脑力和体力两方面）纷纷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出走，有些是被迫离开，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正在褪色。
在贾平凹的老家棣花村，几乎没有矿藏和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花费逐渐上涨，农村失去吸引力而被人们抛弃和淡忘。“农民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但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这些令人心寒的文字，表达了贾平凹对出走者的隐忧和对故乡的眷恋。
20岁之前都生活在棣花村的贾平凹，纵使在西安的时间已经很漫长，可他从内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乡土情结。他写道：“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秦腔》后记）。
跟农民兄弟进城
“《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高兴》接着写了他们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贾平凹如是说。
《高兴》一书共20余万字，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与刘高兴发生恋情的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感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跟贾平凹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高兴》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完成的作品。在两年时间里，他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经历和细节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
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贾平凹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西安，后来成为作家。而“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但都没有什么起色，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以拾破烂、给人送煤维生。
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有一次，贾平凹和两个朋友去一个捡垃圾的老乡家里，老乡要留他们吃饭。贾平凹在一家，另一个朋友在一家。老乡煮了一锅玉米糊糊，也没几粒玉米，也没什么菜，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搪瓷碗，盛了一大碗让他吃，筷子上有油腻，都粘在一块了，拧不开来。他也不好当人家的面拿去洗洗，或拿纸擦一擦，“我就想人家能吃，我为啥不能吃？后来我那朋友吃完了，跟我说，那家筷子也粘在一块咧。”
除了实地走访，某些看似虚构的情节也是有所出处。据贾平凹透露，“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从“废都”、“废乡”到“废人”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说，“我写了《废都》，又写了‘废乡’《秦腔》，现在这部《高兴》写的是‘废人’。”与作者从自我体认、乡村关怀到城乡结合，逐渐扩大的题材范围相反，他的焦点却越来越集中，所揭示的现象也越来越令人扼腕。
“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贾平凹这样描述农村的现状，尽管略显悲观和感伤。
事实上，作家们自身也面临这样的生存状况，各种变故、挑战和诱惑接连袭来。那么，在作为农民观察者和代言者的贾平凹之后，还有谁为农村留影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