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室教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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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宗室中皇太子、诸王、公主有专门的老师教授，而其他子弟则在王朝最好的学府——弘文馆或崇文馆学习；其学习内容为书法、文史经籍等；唐代宗室通过教育提高了其文化水平和修养，是比较成功的。

关键词：唐代宗室；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唐代宗室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享有特权外，他们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地享有特权。本文按照宗室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关系将唐代宗室分为皇太子、诸王、公主及其子女，以及一般宗室两部分。

以下就唐代宗室教育涉及的教育机构、教学内容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教育机构

（一）皇太子、诸王、公主之师

皇太子、诸王、公主作为皇帝的至亲，本身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最大的特权，他们并无入仕为官之虞，因此不需要进入专门的教育机构进行学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注重他们的教育；相反为了提高这些至亲的学识、能力、修养，皇帝还要设立专门的教学官员、聘请专门的老师为其服务。这本身就展现出皇太子、诸王、公主在教育方面享有最大的特权。

太子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是皇太子的道德老师，唐初三师、三少曾履行过太子老师的职责，但武则天执政以后，三师、三少渐成为赏赐功勋大臣的虚衔或赠官， 因此三师、三少唐代并非太子的老师。而真正承担皇太子教育职责的是侍读。“侍读，无常员，掌讲导经学。”[1]1292

未出阁的诸王皆配有侍读，分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四种教官，所教授的内容为经义儒学、文辞、书法等。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敕令规定，侍讲、侍读、侍文、侍书皆取现任官充，经三周年放选。[2]1598而出阁开府的诸王老师则是王府官傅、友、文学，[3]729他们对诸王进行儒术文辞及道德教育。

开元以后，东宫、王府体制发生了变化，太子不居东宫，诸王集中居住，原有的官僚体制实际上已不再发挥作用，所以自此后，皇太子、诸王教育的实际承担者是侍读：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教，谓之侍读。[2]60，[4]3271

侍读已不属于东宫官僚，由朝廷官员兼任，此制终唐之世未变。

正史中关于皇太子、诸王侍读的记载很多，此处略举数例：

高祖武德年间，陆德明被李世民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曾命中山王承乾师从之，[4]4945陆德明实际上充当了王子侍读的角色；李敬玄于贞观末曾就职崇贤馆，并兼任太子李治侍读；[4]2754武则天时，崔融直崇文馆学士，“中宗在春宫，制融为侍读，兼侍属文。”[4]2996玄宗在东宫时，张说、褚无量皆任过侍读；[4]3051顺宗时，给事中陆质、中书舍人崔枢曾当过太子侍读；[4]407宪宗时，工部侍郎归登、给事中吕元膺、谏议大夫孔戣、给事中李逢吉、司勋员外郎李巨都曾做过皇太子诸王侍读；[4]429，438，444

公主的侍读官不常置。据《唐故临川郡长公主（李孟姜）墓志铭》载，[5]66-67太宗女孟姜贞观初随父避暑甘泉宫，上表起居，皆手自缮写。太宗览之，以为文辞、书法均佳，大加赞赏。于是“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专门派人教习书法及学艺。公主侍读官当由宫官有才艺者充任，如德宗朝的宋氏五姐妹：

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曰若莘，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若昭）著《女论语》十篇……贞元四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以闻。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自贞元七年已后，宫中记注簿籍，若莘掌其事。（若莘卒后）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4]2198-2199

宋氏五姐妹因才艺出众，故此充当了诸王、公主、嫔媛之师，实际上就是侍读的角色。

（二）其他宗室就学的教育机构

弘文、崇文馆是皇太子、诸王、公主之外的宗室就学的教育机构。

弘文馆最早设于武德末，《资治通鉴》卷192“高祖武德九年（626）九月”条略云：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生）。

弘文馆实际上是秦王文学馆的翻版，太宗设立弘文馆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中心，其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就是武德初高祖所置秘书外省小学的生员。[6]241-242《唐会要》卷35《学校》载：

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这是武德元年唐取得政权后，着手建立的小学，当时讲学之风很盛，史书记载了其盛况：

武德初，历国子助教。时高祖别于秘书省置学，教授王公之子，时以文懿为博士。文懿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萃，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贞观中，卒于国子博士。[4]4951-4952

弘文馆地址多次改移，贞观三年（629），移于纳义门西，九年（635），又移于门下省南，其后移入大明宫，[2]1316成了真正的宫廷学校。

弘文馆置员：弘文馆学士，无常员；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授教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3]254-255

《唐六典》卷26《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崇文馆”条云：

贞观中，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员，不常置，掌教授学生等业。校书二人，从九品下。崇文馆学士掌刊正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正其讹谬。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崇文馆条云：

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显庆元年，置学生二十人。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曰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及雠校，皆无常员，无其人则庶子领馆事。开元七年，改雠校曰校书郎。乾元初，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书直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搨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

可知崇文馆始设于贞观十三年，《新唐书》已将其设置及沿革过程悉数说明白了，但是崇文馆自设置之始，就一直招收学员，只在高宗即皇帝位后的几年略有停顿，而非只是高宗显庆元年才开始招生，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做了详细考证，此处不赘。[6]245-249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弘文、崇文馆生条云：

凡弘文、崇文生，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

可见，弘文、崇文馆的生员为皇亲国戚及朝中权贵。何谓皇缌麻以上亲？《唐律疏议》有明确界定：[7]17

缌麻之亲有四：曾祖兄弟、祖从父兄弟、父再从兄弟、身之三从兄弟。

弘文、崇文馆生名额总计为50人，而皇帝缌麻以上亲就要每家听二人选，可见宗室在二馆生中所占比例之大，也就是说宗室在弘文、崇文二馆享有最高的就学特权。

二、教学内容

（一）书法

唐代书法艺术灿烂辉煌，与唐代十分重视并大力推广书法教育密不可分。皇室对书法学习也非常重视。唐太宗本人就酷爱书法，贞观六年（632）“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初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2]754-755并经常与朝臣探讨习书心得。贞观十四年（640）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制行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可见其造诣之深。

前文提到的太宗女孟姜，因书写、文辞较优，太宗即命宫官为之侍书、侍读，加强其书法、文辞教育，可见帝王对子女书法教育的重视；《唐会要》卷35还记载了太平、安乐公主因临习书法而奏借二王真迹，最后遗失之事。二王真迹遗失的确令人遗憾，但足见唐公主爱好书法之风甚盛；唐代皇太子、诸王、公主重视习书已经蔚然成风，如开元十六年（728）五月，唐玄宗专门命人从内府拿出二王真迹，付集贤院制拓本四册，全部分赐诸王，以供其临习；[2]756元和十年（815），皇太子侍读、谏议大夫韦授奏：“皇太子学书至‘依’字，辄去其傍‘人’字。臣问其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 上深嘉叹之。由此可见皇太子习书已成其学习的必修内容。

此外，我们从皇太子、诸王、公主侍读中专列侍书一职就可以看出，皇帝对他们学习书法的重视。

就学于弘文、崇文馆的宗室子弟的书法学习同样非常重要。

《唐六典》卷8《门下省》弘文馆学生条略云：

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有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二年，珪入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试贡举，兼学法书。

弘文馆招收生徒不久，就专门招收了一批学习书法的学生。唐太宗将自己精心收藏的书法真迹拿出来供其临摹，并以虞世南、欧阳询这样的书法名家为其教师，可见国家对书法人才的重视非同一般。在王珪的建议下，这批人也被纳入了习经史、贡举、考试的轨道。但书法仍是弘文、崇文生学习的重点，广德元年（763）七月二十六日敕要求二馆生“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2]1659二馆生用内府拿出的书法真迹作为教材，以书法名家为师，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学，学习条件好。这正是宗室之类贵胄子弟的特权，也能体现唐代书法艺术的地位。

《唐六典》卷21《国子监》国子博十条云：

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新唐书》卷44云：

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时务策与《说文》等均为业余时间学习的课程，但学书则要日纸一幅，这里的“书”可能就是楷书，楷书一幅为日课，间隙时间还要习隶书及《说文》、《字林》、《尔雅》等文字训诂之学，说明国子监学生习书也是一门重要课程，只不过教材、师资等条件不如弘文、崇文馆生好，以唐皇帝重视书法的程度，弘文、崇文二馆生习书也很有可能是日纸一幅。

（二）文史经籍

皇帝对皇太子、诸王及公主的文史经籍的学习非常重视，他还督促当时精通文史经籍的儒学大师为其子孙编订教材。《大唐新语》卷九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现摘录如下：

玄宗谓张説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问题。《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説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8]137

此书内容囊括了天文、时令、地理、方志、职官、礼乐、经史子集、武器、宗教、器物、珍玩等等，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部，是一部非常实用、简练而全面的类书。是一本适合初学者学习文史经籍等知识的通适性教材，故名《初学记》却也贴切。以此亦见皇帝对自己子女教育的重视。

《唐六典》卷四《尚书吏部》礼部尚书条云：

其弘文、崇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其试时务策者，皆须识文体，不失问目意，试五得三。皆兼帖《孝经》、《论语》共十条。[3]255

可知，弘文、崇文二馆生虽然试举内容、限制较国子监生宽松，但所学文史经籍应该是一样的。二馆生所学文史经籍究竟有哪些，据《唐六典》的记载有如下内容：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余经各一）。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6]45，109

《新唐书》还记载了各种科目的学习时限：

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榖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1]1160

根据以上资料可知，唐代宗室学习的文史经籍科目大致如下：

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经：《孝经》《论语》《尚书》《公羊传》《榖梁传》《易》《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

正是因为国家提倡，学习以上文史经籍的科目被认为是正途，而他科则不被提倡，就连皇太子就学也不例外。宪宗元和时，皇太子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就是因为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太子因侍上，引起宪宗不快，即被解职。宪宗对韦绶的言行很不以为然，不屑地对宰臣们说：“侍读者当以经术传导太子，使知君臣父子之教。今或闻韦绶谈论，有异于是，岂所以傅导太子者。”[2]52

三、小结

客观地讲，由于唐代皇帝对宗室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唐宗室不断地提高了文化水平和修养，尚文也渐成一种风气。不能不说，唐代宗室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

首先是在书法方面，仅从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留下的墨宝来看，造诣极深， 李世民甚至在书法史上还留有一席之地。由于皇帝的身体力行，必定上行下效，那么宗室书法一定不差。

其次，史书中记载唐宗室中不乏通文史的好学之士，如：

高祖子韩王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皆文句详定，秘府所不及……元嘉子黄公譔，少以文采称，诸王之中，与琅琊王冲为一时之秀。”[2]63霍王元规，“经学文雅。”[2]64郑王元裕“好学，善谈名理。”[2]65（太宗子）吴王恪有文武才，说明文采亦不错。魏王泰“爱文学”。越王贞“涉文史”。[2]69纪王慎“少好学，长于文史”。[2]70（高宗子）许王素节“能日诵古诗词五百余言，授业于徐齐聃，精勤不倦。”[2]70

李涛（太祖景皇帝六代孙），“弱岁好学，笃志经术……遂以经明行修，宗正寺举第一。”[5]208李稷（太宗文皇帝之六代孙），“幼通五经，善联绵书。”[9]185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王溥.唐会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李林甫.唐六典 [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6]李锦绣.唐代政治史略论稿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刘肃.大唐新语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刘思怡，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