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上海城市居民的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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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易被忽视
记者：2007年，你曾透露过一组数据，上海人心理问题发生率高达37%，平均3人就出现心理问题，有那么严重吗？过了1年多，这个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赵旭东：那是我转述肖院长的，后来我问过她，她说这是小型社区的调查，并不是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关于上海人的心理问题，现在有几位精神卫生专家正在做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希望他们的成果早日出来。不过，有一个数据我们可以借鉴，根据最可靠的流行病学的统计，深圳有21.19%的人口可以被诊断有精神障碍，这是2006年统计出的数据，2007年宣布的。这里说的精神障碍就像彩虹谱，从较轻的心理问题到最重的精神病都包含。上海的情况估计大同小异。深圳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城市，中青年居多，而上海是一个老牌的移民城市，已有三四代的移民，又进来500万左右的新移民，人口结构上的不同在城市居民精神问题方面也会显示出差异来。在深圳，主要是小孩、青少年、中年有麻烦，而在上海还多了老年人的麻烦。现在上海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老年人不仅患有慢性的躯体疾病，也有精神障碍，而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视。对老年人的麻烦提供照顾也成为了很多中年人的麻烦，形成了多重的问题。
记者：国内，大家对于心理咨询或治疗的认识还存在一定误区，不少人在心理方面不够重视或讳病忌医，在上海等大城市，这方面的意识是否会强一点？
赵旭东：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开展的心理服务相对好一点。现在，很多人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还是有顾虑的，但是现有行业内的人手已经忙不过来了，比如我的门诊新的咨客预约需排半年的队。这也说明中国人愿意寻求精神卫生方面的服务，但专业的人力是非常不够的。
记者：在上海，金领、白领的压力比较大，同时也支付得起相对昂贵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费用，所以在来访者中，这类人群的比例是否较大？
赵旭东：来临床看病的人，主要是有条件接触到心理咨询信息的人，多数有一定经济实力，大部分是城市人，也有农村来的。同时，来做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比较多的是女性，男性也有，但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经常讲身体上的不舒服，我胸闷心慌、坐立不安等等，不太会讲心理痛苦。他们不少是由内科医生介绍过来的，刚开始很不解，否认精神方面的问题，疾病观念很强。一些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有问题，大都是不会休息，身体好的时候对身体过分自信。
记者：来你这里咨询的人比较突出的是哪方面的心理问题？
赵旭东：来我这里看病的人，婚姻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比如配偶间缺乏信任，有情人，性生活质量低，交流贫乏等。最难以理解的是，很多很有文化的夫妇，性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不少在家里做金丝鸟的贵妇人问题也很多，虽然一身珠光宝气，但是生活很凄惨，一定程度上处于社会隔离状态，家里地位低下。几年前，有位夫人是带着大墨镜来咨询的，坐下摘了墨镜后，眼睛又红又肿，他老公是外资企业老板，家里经常有暴力。还有常见的是来咨询孩子的问题，学习、品行障碍等，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爸妈有问题。很多妻子生完孩子以后就一门心思做“中国妈妈”了，传统的纵向的亲子关系过强，不太突出横向的夫妻关系，容易引发夫妻间的矛盾，也容易导致婆媳关系不好，孩子心理出现问题。还有些社会精英太专注于维持职业生涯、生计，把孩子过早交给替代的人，殊不知隔代养育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因素。
记者：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也较早受到一些国外观念的影响，有些观念又会与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发生冲突，这是否也是造成家庭问题的一个原因？
赵旭东：对，这在涉外婚姻中比较常见，文化、生活习惯等冲突都会引发家庭问题。比如中国太太喜欢温柔、文明一点，但有些老外比较古怪、变态，甚至还有受虐狂、施虐狂、双性恋等，中国太太对于这些特殊受不了。当然，中国夫妇间也会有这些问题。我们一般说，基本的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互补，另一种是对称。差异会产生吸引力，但是如果差异性太大，婚后就要花很大精力来调整，涉外婚姻时常是从天堂掉到地狱。还有的是门当户对，生活比较平稳，但也会出问题，哪一天想要新鲜感，想找找刺激，那就要出问题了。
新移民家庭的孩子比爸妈还辛苦
记者：赵老师，你近年来一直在做“新上海人家庭问题的心理行为特征”的研究，能谈谈研究结果吗？
赵旭东：现在我的几位硕士生、博士生都在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个人适应行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其中一位学生做的课题是关于05届5000多名大学新生的心理障碍。我们搞临床的都知道，大学一年级是心理问题相对高发的时期，而这些问题其实跟家庭气氛很有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家庭跨入了小家庭时代，但是从家庭动力学上看，亲子的纽带更强了，即便出了远门，也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密切联系，这对青少年有特殊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因素。上世纪末就开始说大学新生笨，有些孩子生活不能自理而休学。这些故事不夸张，反映心理发育没有跟生理发育同步。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没受到离开家的训练，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东西是爹妈帮我做的。不少家庭比较沉闷，“不好玩”；判断事情喜欢“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逻辑，缺乏灵活性；也有家庭缺乏个性分化，自我不够强大，这都会使得孩子遇到麻烦时不知道要变通，不会站在别人立场上理解他人，人际关系往往会出现问题。也有些学生在老家很受宠，不把别人当回事，到了新环境就找不到北了。很多做大学心理辅导的老师知道，专业不对口也是引起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这跟父母替孩子选专业很有关系。总体上讲，城乡之间也有差别，上海本地孩子适应压力小一点，从农村里来的同学，面对变化较大的环境，经常倾向于对自己的健康不自信，遇到麻烦事，觉得没有办法，有一定逆来顺受的思想。然后女同学比男同学总体心理相对更健康一些，也许这是因为女孩没有承担父母太大期望，发展更自然一点。
记者：你对上海新移民家庭也特别关注，研究中是否发现什么特别现象？
赵旭东：我的一个今年毕业的博士生调查了浦东5所不同中学的1059个学生及家长，一半以上是移民家庭。我们发现，父母亲文化最高、最低的孩子心理问题最严重。特别在移民群体中，影响特别明显，而且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心理问题比民工的孩子还严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自己比较容易调整自己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的孩子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新环境的压力，二是父母亲对他们不甘人后的要求。所以跟着爸妈来闯上海的孩子，其实比他们父母亲来上海滩还辛苦。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子女和父母对家庭的评价是不一致的，子女报告自我幸福感、对家庭的满意度都低于父母亲。
记者：之前你也在我们杂志上参与了“上海知识移民的文化休克”的讨论 ，你作为引进人才来到上海，并且已经工作、生活了5年，有什么特别感受吗？
赵旭东：经过这几年的经历，我不是太支持原来流行的对上海人的偏见，对上海市井生活消极、刻板的印象不那么浓厚了。我感到，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里面，大方、宽容，粗犷、幽默还是不缺乏的。但是教育系统里的老师对孩子不宽容，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我最大的体会也来自于自己当爹。学校把太多精力放在考试上，老师与孩子较少有温情的交流，更强调功利方面的成功，及更普遍的商业上、学业上的成功，把人分为上中下等。这里我不谈论要怪谁，我谈论的是教育中的功利倾向，体制性势利，加强了人们对做普通人的恐惧，对普通工作岗位的鄙视。
记者：这应该也是不少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吧？
赵旭东：临床上学生的心理障碍大多数跟这个有关，学业竞争非常裸，纯粹用智力层面来衡量孩子生命的质量，很多孩子不快乐，成功了也高兴不起来。我来上海最先学到的骂人的话就是“戆笃”，第二句话就是“拎不清”，以一个人脑袋好不好使来衡量，不是心理卫生的观点，拿IQ来标定一个人是不全面的，虽然重要，但是太强调这点，会使社会太冷漠，离我们想要的温馨、和谐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