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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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系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在财政收入线索上的一个必然反映。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坦然面对，以“过紧日子”的理念走好今后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道路

近日，财政部公布2013年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为685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795亿元，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这是在1994年国家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7.6%）。

这还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再往深里看，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仅低于同期7.6%的GDP增速，而且已经低于全年8%的预算收入增幅，而往年财政收入运行的常态是“前高后低”；动辄20%甚或30%以上的财政收入增幅已保持多年；我国并不存在类似于欧美等国的随财政收入下降而自动削减财政支出的机制。事实上，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0.8%，高出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而往年财政支出运行的常态是“前低后高”。

据此，我们不能不对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财政收支矛盾而有所警觉。然而，脱出财政收支的视野局限而伸展至宏观经济全局，似又不应也不必为此惊慌失措。

第一，经济决定财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财政收入的增速自然会相应减低。

第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十分痛苦且相对漫长的深度转型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持续震荡和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也会由此进入一个持续的震荡期和增长速度的下滑期。

第三，虽然1994年中国财政收入开始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并持续多年，但在此之前也曾经历过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三十多年间所走出的“一减一增、先减后增”的财政收入运行轨迹，至少告诉我们两个基本事实：其一，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矫正，具有相当的补偿性质。既然是补偿，便不会是无止境的。在补偿到达某一节点之后。必然要回归正常轨道。其二，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改革红利性质。既然是改革红利，那么这种红利效应的释放便不会是持续放大的。在红利效应释放一段时间之后，肯定要步入递减状态。这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高于甚至远高于经济增速的财政收入增长，都系某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只有与经济增速相适应的财政收入增长，才是常态。

第四，在中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下。7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样的税收收入格局意味着我国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附着于价格之中。由于和商品及服务的价格绑在一起，因而它会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高于经济增速；当经济增速放缓或低于以往增速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低于经济增速。故而，只要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我国现实税收收入格局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带来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更大幅度的下滑，当属意料之中的事情。

由此可认为，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系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在财政收入线索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对此，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坦然面对，以“过紧日子”的理念走好今后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道路。

告别以往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走上“过紧日子”的正常轨道，在当前的中国绝非易事。因为，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不少人已经习惯于以支出买政绩，更有人已经形成了年年瓜分“超收”、岁岁改善福利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特别是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若无相应的实质性举措相伴随，极可能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比如，随着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压力增加，政府部门可能会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甚至为了在财政收入指标排名上“拔头彩”，而对税务机关摊派超出实际的“硬任务”，从而向企业和居民收取“过头税”。

再如，随着规范性的一般预算收入减少，相关部门可能会为了维持以往的花钱势头，甚至为了改善自身福利和延续政绩风光的需要，而动用非规范性手段攫取非规范性收入，从而重蹈“乱收费”覆辙。

又如，当财政收入的减少危及政府部门收支平衡或者危及某一或某些特殊项目的支出时，相关部门可能会不惜以放慢结构性减税步伐为代价，来维系政府财力盘子和既定支出项目的安排。

还如。当财政收入的减少阻碍了经济指标的实现或者政府部门的“招商引资”计划时，相关部门可能会不惜以引发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为代价，重走地方债务融资平台老路，逃脱债务规模风险控制。

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还有许多。所以，对于随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过紧日子”的部署，决不能停留于喊口号，更不能止步于短期操作，而须将其视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将其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融入财政和经济的运行过程，并且以一系列的实质性改革奠定财政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