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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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体制创新的历史脉络

中国商业银行体制创新的历史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或阶段。1979～1993年是中国商业银行的诞生和成长期，在这个时期，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商品和市场转化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基本形成；1994～2002年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体系实现了分离，不良贷款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政府控制银行和银行财政化经营机制开始扭转；2003年至今是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通过股改上市实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市场化经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1979～1993年作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诞生期，主要特征是中央银行的独立，国家专业银行体系的形成，中小商业银行及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诞生，金融市场的萌芽和银行间竞争的发端。

这个时期金融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单一银行体制不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对金融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呼吁银行体系的多元化和金融业大发展；二是，刚刚诞生的专业银行带有的强烈政府行政色彩与放开搞活的改革要求不相适应，改革要求银行自身走出政府行政序列进入市场；三是，经济改革呼唤金融市场的成立，金融市场建设亟待“零”的突破。

针对上述问题，这个时期改革发展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取得成就。一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合的多元化金融业组织体系基本建成。在1979年以前，我国内地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其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1979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同时金融改革也首先从银行的组织制度和体系的改革上开始。1979年2月，国家首先批准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8月又先后批准建立了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手中的经营性银行业务全部交给工商银行。至此，经历了四年的时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从人民银行的母体中分立出来，中国国家专业银行体系宣告成立。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体系的分立是我国银行业在组织体系上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在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上实现了政企分离。

此后至1994年，历经近10年时间，我国又成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等12家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与12家中小商业银行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等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遍及全国各地的城乡信用社。在最高峰时期，全国有近800家信托公司，3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上万家农村信用社。包括北方、海通、申银、万国等著名大中型证券公司和一大批地方证券公司纷纷出现。在这10年间，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总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一个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比较健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

二是专业银行体制机制改革迈出步伐。与银行组织体系构建并行的是银行业经营机制向真正银行制度转变的尝试。首先国家专业银行实行了以企业化管理与经营为主体的经营机制改革，当时称为“企业化改革”。专业银行实行企业化改革，逐步转换经营机制，变成真正的金融企业就成为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专业银行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其次是其他商业银行开始探索市场化经营机制。中小商业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遵从商业化原则走市场化道路，很多机构在初组建时就是股份制体制模式。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首先在组织体系上实现了多元化，我国的银行业同业市场开始形成并繁荣起来，一个市场化的微观金融基础已成雏形。

三是国内金融市场开始形成。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金融市场初创期和第一次繁荣时期，多种类多层次金融市场纷纷建立起来。主要包括：（1）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建立与繁荣。这个时期的银行同业间拆借市场尽管还存在较严重的不规范和区域性不统一问题，但在打破计划经济按行政区划配给资金的模式方面起到很大的历史作用。（2）证券市场的建立。中国深交所和上交所先后成立，成为全国股票和证券的交易中心。此后，上海海通证券、申银证券、沈阳北方证券等一批证券公司成立。国库券、国家生产建设债券、银行金融债券等纷纷进入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市场。一个包括银行间的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在内的国内金融市场初步形成。

四是银行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成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支撑。首先银行冲破了传统经营范围和领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全领域支持。80年代后，银行首先突破了只放流动资金贷款的局限，进入固定资产领域开办了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设备更新贷款、科技开发贷款等，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资金投入的主渠道。此外，银行还进入了消费领域，教育科研卫生、文化娱乐、以及第三产业等各行各业都成为银行的贷款对象。进一步，银行贷款突破了所有制方面的一切界限，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实体，只要符合贷款条件、有还款能力的，银行都可以提供贷款和金融服务。可以讲，银行经营已经渗透到经济的每一角落每一细胞。银行作用范围已达到了高度的社会性。同时，银行融资总量极大扩增，成为我国融资主渠道。80年代前，银行信贷融资只是财政投资的补充形式。80年代后，银行统管了企业流动资金，又进入了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截至1994年的10多年来，银行以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加着贷款的投入量。银行贷款总量由1984年的5000多亿元上升为1995年的5万多亿元，已成为与财政投资并重的主融资渠道之一。巨大的和高速增长的银行资金供给，成为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撑之一。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国家专业银行还是中小商业银行和多种金融机构，在产权制度上它们基本都属于国有，只不过分为中央政府所有、地方政府所有和国有企业集团所有。只有成立最晚的民生银行有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股份，然而这些民营企业在当时也多以集体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着。而唯一的例外是数量众多“成分”为集体所有制的城市与农村信用社。由于国家的公共职能和经济职能在这个时期尚未分离，融资方式还是国家筹集和调配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资金，只不过由财政分配为主改为国家专业银行分配为主，所以这个时期国家专业银行是金融的主体和国家筹融资主渠道。从经营机制来看，尽管国家专业银行进行了长达10年的企业化经营努力，但其主要职能和任务仍然是为国家经济建设计划配给资金，并作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对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基本稳定负责。

1994～2002年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成熟期，这个时期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金融业分业监管分业经营、分离商业银行体系与政策性银行体系、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改制、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特征，政府控制银行和银行财政化的经营机制开始扭转，不良贷款问题得到解决。

在这个时期金融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金融业的大发展，由于体制缺陷导致的经济过热和金融监管不到位，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混乱现象；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银行改革的相对滞后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障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制问题亟待解决；三是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市场化改革深化，深层次体制矛盾暴露，改制成本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突现出来，形成我国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相应的改革措施与取得的成就：一是实行了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规范了金融秩序。1993年以后，中国开始了对金融机构的清理和规范整顿。对银行业进行了法律规范，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实施了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对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清理。不仅限于实现了多种金融机构的规模收缩，最主要的是实施了产权改革，使得银行业彻底与证券业、信托业和房地产业脱钩，产权分立。

二是成立政策性银行，实行国有银行商业化改制。根据国务院的规定，1994年5月至10月，我国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一个与商业银行体系并存的政策性银行体就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国家要求四大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这次政商业务分离把商业化运作的可能性和盈利目标带给了国有银行，使其获得了商业化改制的基础。

三是开始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1994～200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发展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受不良贷款和经济下行波动的拖累，从1994年的6月份开始出现全行业的亏损，包括中小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均达到历史最高。

我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的变化，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并且在90年代中后期集中显现出来，成为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的主要体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惕。此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从1998年开始至今，经过了10年的努力，中国成功地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化解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国家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促使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得到成功解决：

接受国际惯例，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的新标准，摸清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底数。从1998年起我国开始在国有商业银行试点改革以往的“三项贷款”分类制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级分类标准，逐笔重新量定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的质量，并于1999年在中国商业银行全面推开，至2002年，中国商业银行已经按照先国有银行后其他银行的顺序，实现了从三项贷款分类向五级贷款分类的过渡，为彻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打下基础。

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下问题，提高抗风险能力。1998年，在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初，中央财政发行了2700亿元人民币特种国债，所筹资金专门用于增拨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使其符合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抗风险的能力。

更为有力的措施是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1999年，中央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首次不良贷款剥离,大体剥离了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并先后成立了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收购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的不良贷款，以及重组和转化这些不良贷款。2004年以后，中央政府对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第二次剥离了三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两次剥离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注资剥离当年，三家银行的不良率均降低到5%以内，成功地甩掉了不良贷款包袱。

国有商业银行以降低不良资产为主要任务，集中精力打了一场资产质量翻身仗。这种努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力更生，努力消化存量不良资产；二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严把新发放贷款的质量关。以工商银行为例，第一次贷款剥离后的2000年末，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仍高达25.6%，不良贷款率为34.44%。至国家注资和进行二次剥离前的2004年末，工商银行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使不良资产率由

25.6%下降至14.3%，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净下降的不良资产全部是用工商银行几年来实现的经营利润冲销的。

四是宏观金融调控开始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从1998年1月起,中央银行放弃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成存贷款比例管理即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管制从1996年以后也开始放松，包括1996年放开了同业利率，1998年放开了贴现率和被贴现率，2000年放开了中国国内外币存贷款利率。至此，中国大陆除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外已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一个彻底改制的基础和条件至此已基本形成。

2003年至今，是中国银行业体制改革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即最为重要和彻底的一次改革。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地实施了股份制改造，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了和正在实现产权多元化，市场化经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商业银行基本建立起现代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基本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担风险。

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改革和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别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依然包袱沉重，不能适应中国入世后进一步的全面开放。必须在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前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使国有商业银行具备承受入世冲击的能力和与外资银行抗衡的竞争能力，是这个时期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尽管在1999～2000年间国家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但这次剥离仍不够彻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依然沉重。2003年12月31日，国家首先对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进行了注资，两家银行开始试行股份制改革，由此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序幕。2005年4月18日，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被批准改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由此达到高潮。2005～2006年，完成了财务重组、剥离不良贷款、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股份制改造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先后成功地公开上市。至此，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除农业银行以外，基本完成了向股份制公众公司的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小商业银行也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等9家银行成功上市。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有了新发展，一批城市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和农村信用社获得迅速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开始建立，包括私有和个体所有的民间资本藉此进入了农村银行和金融机构领域。这个变化预示着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体系和体制更大范围的多元化的开始，长期以来对国内私有资本封闭的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大门开始打开。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浴火重生”

从2003年年底开始实行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与上市，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30年来改革幅度最大、改革目标和措施最彻底的一次重大创新。用总理当时的话来讲，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与上市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水一战”。

改革出台的背景与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目标

中国入世后，必须抢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基本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问题，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入世后当务之急。国家于2003年12月31日首先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进行了注资，由此正式启动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此举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实行彻底改制的决心，标志着中国商业银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深化。

在股改前夕，国家明确规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目标。紧紧抓住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根本改善绩效这几个中心环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内，把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除了这种文字性的规定外，国家还确定了总的量化目标：即三家试点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要在公司治理水平以及经营绩效、资产质量、审慎经营等指标方面达到和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提出了经营绩效类、资产质量类和审慎经营类三大类七项指标。

股改的主要步骤和实际进程

根据改革方案，三家试点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基本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实行财务重组。即在国家帮助下消化历史存留的不良资产包袱，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彻底改善财务状况。财务重组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第二步：完善公司治理。即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参照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有银行的具体国情、行情，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建立起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第三步：公开上市。即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使国有银行成为公众化的银行。上市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实现市场化转轨改制的重要路径。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地实现了改制转型。具体表现为四点：一是提高了资本充足率。2007年建、中、工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5%以上。二是彻底解决了资产质量的历史包袱，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下降。至2007年末，建、中、工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3.2%以内。三是效益明显改善，竞争力明显增强。2007年建、中、工行的净利润分别为690.5亿、562亿和812.5亿元人民币，都达到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上市后，按市值计算建、中、工行均进入国际前十大银行，其中工商银行已经排名第一位。四是国家注资取得明显收益。可以说，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成功的改制上市，根本改变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形象、经营状况和竞争实力，使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得到根本改观。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功上市还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转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银行绩优股板块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为稳定的基础板块，促进了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由价格投机型向价值投资型转化，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成熟。二是上市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转轨与经营转型并举，资本市场成为银行营运资本、扩展业务、获取收益的新平台。在促进自身资产多元化、为自身创造多种经营收入的同时，也将促进和繁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商业银行面对的形势与任务

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和中国入世，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正在显露，银行资产质量面临新的考验。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规律性表现。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我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在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如发展不均衡以及环境污染和过高能耗等不可承受之矛盾，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风险逐步积累起来。近来，国际外部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特别是爆发于2007年第三季度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把全世界带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悬崖旁。已经入世因而已经融入世界经济金融大市场的中国无法独善其身，抵御外部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转向扩张，扩大内需再度成为经济工作的主导方针。今后几年，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面临较多困难，国内商业银行将经历重大的经济波动风险的考验并将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可能。

第二，中国商业银行将经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的双重夹击，利差将收窄。目前除本币存贷款利率维持管制利率外，利率市场化在我国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走势就是银行存贷利差收窄，我国将由目前3%左右的净利差向发达经济体2%以内的净利差靠拢，这将对那些以传统存贷款为主体的商业银行形成严重的生存威胁。利率风险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今后面对的最主要的经营风险。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将得到进一步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将会有更快的发展。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于银行业的局面将得到改善。可以预计，下一步资本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将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金融脱媒现象将更加剧烈和明显。金融脱媒将从两个方面削弱银行的生存能力：一是日益活跃的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存款，迫使银行提高存款利率，使银行在存款减少的同时增大成本支出；二是直接融资将加速分流银行的贷款客户，有竞争力的优质客户更倾向于直接入市筹融资，从而减少甚至放弃贷款，迫使银行降低贷款利息来吸引客户，使银行在贷款减少的同时利息收入总量和水平下降。

第三，全面开放为中资银行带来极大挑战。我国入世过渡期已经结束，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呈全面和加速之势，外资金融机构密集抢滩，而且更加注重通过资本融合成为国内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快捷地获取金融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正在快速演变为不同中外资金融机构联盟体之间的竞争，对中资银行形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在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间接负面影响不可小觑。除了我国经济下滑有可能带来的银行资产质量和银行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外，国内银行众多国际战略投资者已经深陷次贷危机的泥潭，由此带来的突发性风险也是需要我们预先有所考虑和应对的。

下步改革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

主动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面对国际经营环境的恶化和国内经济下行带来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以及国内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带来的传统存贷款市场与收益收窄的压力，国内商业银行必须主动实施经营模式、增长方式和经营结构的战略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金融服务水平，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我国商业银行稳健和持续的发展，最终建设成为治理优良、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现代金融企业。

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国内商业银行，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化解结构性与体制性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必须创建创新型银行，通过大力推进体制、机制、管理、业务和技术创新，推动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转变和竞争力的提高。要在正面吸收次贷危机教训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创新加快综合化经营步伐，建立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和具有完备服务功能的金融控股集团；要通过创新稳步完成以客户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主线的业务和管理流程改造，建立高效的营销团队和强大的产品支持体系，完成从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要发挥金融技术创新对业务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与支持作用，增强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全面赶超国际金融业科先进技水平。

积极应对后过渡期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挑战。后过渡期内外资银行将在大量进入的同时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竞争者。为了应对外资银行在核心客户、核心业务、核心人才等核心竞争力上面临的新挑战，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经营模式、经营结构、业务、产品、技术、工具等全面的自主创新，迅速扭转在公司治理效率上，在跨市场跨行业综合经营和转移风险的能力上，在提供个性化、差别化客户服务上的相对弱势，提高应对后过渡期挑战的能力和竞争力。

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推进经营转型，加快综合经营步伐，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严峻挑战和金融脱媒化风险。要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和收益结构，积极发展投资和交易类业务，大力发展收费及佣金业务，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及经济周期性波动挑战的能力。要强化对宏观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变化的研究，加强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的监控与防范，创新利率、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构建市场风险监测、预警、计量和处置的新机制。要加快综合经营的步伐，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通过多渠道、多元化资产营销，提高收益率和盈利能力，缓解外部危机和经济波动带来的盈利下滑压力，提高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差收窄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分销渠道交叉销售功能，积极发展银证、银保等跨业合作产品，提高应对金融脱媒化挑战的能力。

加速国际化经营步伐。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及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促使国内银行必须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是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趋势不会因此而改变。国内银行加速国际化经营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本土业务的国际化发展。二是加快推进境外网络的拓展和境外机构的本土化经营。

继续开革开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鼓励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目前，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商业银行实现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内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升。究其原因，固然有很多的内在原因，但是创新自不足和激励不足是重要的外部原因。

为此笔者有四点建议：

一是给与国内银行业务和产品创新自，对可以放权的创新业务和创新产品实行商业银行总行审批、“一行三会”报备制。

二是给与国内银行业产品定价自，实行银行同业定价机制，监管机构控制价格的合理波动区间。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的定价，应是商业银行在平衡风险收益和成本基础上的自主行为，要允许商业银行以市场为导向自主定价。监管机构主要利用银行同业自律机制形成银行产品与服务的定价调节机制。

三是对必须经监管机构审批的业务要加快审批速度，提高审批效率。对合乎条件的商业银行的创新项目，监管各方要建立“快速审批通道”，提高审批效率。

四是要尽快制定鼓励银行业务创新的配套监管法规，及时修改现有银行监管法规中不切合目前金融市场实际和有碍银行业务和产品创新的规定。打破在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创新的限制，使监管法规能够充分体现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创新的精神。

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尽快推进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讲，实现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的实现还面临多种困难。其中最为主要的困难就是转型的路径选择受到很大制约。国际经验表明，综合经营是商业银行应对国际竞争和金融脱媒，转变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

目前，综合经营在我国主要面对四大制约：一是法律制约。尽管中央已经明确要在“十一五”期间稳妥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但现有银行法律法规欠缺支持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配套规定，急需补充和修改。二是产品制约。长期的分割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基金等各业的产品相互独立，互不兼容，可以跨行业跨市场的融合性金融产品极其匮乏。三是市场制约。虽经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已初步形成，但是尚不够发达，特别是银行资产的二级交易市场现在基本没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本币市场和外币市场尚未完全打通，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的综合业务缺乏操作平台。四是监管不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要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监管上要做到协调一致，而实践中“一行三会”的有关监管规定和政策经常“撞车”，商业银行跨市场、跨业经营的尝试往往由于监管各方意见的不一致而无法实现。

为推进综合经营，我有四点建议：

一是国家政策层面要加大推动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力度。如果仅依靠国内金融业自身的“自然转变”，综合经营和银行业经营转变的速度就会很慢，无法适应后过渡期国际竞争的需要。建议国家加大鼓励综合经营的政策力度，扶植和培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新体系。

二是要培育“相互融合”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议在监管比较成熟的条件下，逐步对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等合格机构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各金融市场联结机制，逐步改变金融市场分割的局面，为金融业综合经营创造平台。

三是要实现金融业监管的“无缝链接”。建议“一行三会”本着鼓励促进综合经营的宗旨，建立协调监管机制，充分协调监管政策，防止发生监管规定和政策“政令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

四是国家要及时提供鼓励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法律支持。及时清理和适时修改现有法律中有碍于综合经营发展的规定，放松并适时修改对商业银行对外投资以及在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方面的严格限制，为推动国内金融业综合经营提供必要的法制环境。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