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宏观建构与文学现象的微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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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门红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与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交流，自2003年在台北举办第一届“海峡两岸华文文学研讨会”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16－17日，由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2011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发展演变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的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大陆/台湾这两种空间框架所呈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种对比研究，无疑会让我们看到百年现代文学发展更复杂的历史情境与更独特的现场解读，这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一个概念的阐述：“民国文学史”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每一次命名都不能很准确地表达这一学科的性质。在这次研讨会上，此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的《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指出，“打通近、现、当代”的努力因为“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词语的不科学而难以成为事实，解决的方法就是确立“中华民国文学史”概念。四川大学李怡《从历史命名的辩证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认为，“民国文学史”不仅是时间的概念，也是意义的概念，应该有自己的意义维度和规范，即“民国文学机制”――民国的经济形态、法制形态、教育机制以及民国独特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西华大学王学东提出“民国文学”概念有“三个还原”的价值，即还原这一时期文学的真实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多重“张力”、民国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面目。西南民族大学汤巧巧分析了民国文学史建构的现实可行性与操作性。四川大学马睿的《词语的命运：现代中国的“文学”定义》探讨了“文学”这一词语的意义演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对自身的调整与重组。
二、再次回到文学本身：文本细读所呈现的多种解读视角
文学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此次研讨会，台湾学者带来了最新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研究。成功大学苏伟贞《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以一九五零年代为考察现场》通过对个案作家的解读，指出南来文人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的原因，是空间的转变导致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东华大学黄宗洁通过对施叔青《风前尘埃》与钟文音《昨日重现》的细致分析，探讨了日常物件的文化符号作用。东华大学刘秀美通过对里慕伊•阿纪等四位女作家创作的分析，探讨了族群女性在追寻自我存在的价值过程中传统民俗所扮演的角色。台湾大学黄美娥通过对曾今可文字的重新阅读，探讨了曾今可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去台前后的心理历程。中国文化大学宋如珊分析了刘恒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的生存欲求与死亡界限两大主题。台湾师范大学石晓枫分析了苏童小说《刺青时代》与《城北地带》中的“身体暴力的残酷美学”，这些暴力的渲染是“”中中国“政治身体”反映到“少年身体”上的文化展现。岭东科技大学魏美玲解读了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所描写的“乡土世界”，其中也体现了韩少功的新寻根倾向。台湾政治大学张堂以无名氏（卜乃夫）1940年代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题材处理、文字风格及其时代意义。东华大学魏贻君以战后迄今台湾原住民族的汉语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属性的性格内涵。中原大学的曾阳晴比较了张资平的《约旦河之水》与北村的《施洗的河》，分析了这两篇小说中的哲学意味。
三、史料发掘的意义：新的学术发现与旧问题的重新阐述
史料报刊杂志的发掘与解读是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在史料的钩沉中，一方面可以重返历史语境，感性体验20世纪的社会现场，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学史抒写中既定结论的一种重新思考与透析。四川大学陈思广的《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一文，探讨了这两则史料对《骆驼祥子》研究的重要意义，即纠正了《骆驼祥子》接受研究中的偏差。绵阳师范学院杨华丽的《“XY”与钱玄同――兼论吴宓“艳体诗”事件》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与解读，展现了“艳体诗”事件的全貌，重新定位了“艳体诗”事件的性质。四川大学周维东的《青年、必读、书与新文化――鲁迅〈青年必读书〉中隐含的问题》则是对史料的重新解读，指出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其实是对现代学院派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强势地位表示不满。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答复这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重新考察了鲁迅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述，提出 “鲁迅的启蒙”失败源于他自身对启蒙的消解。四川大学冯宪光《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关于文体的叙述与对中国传统文体分类的继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辛亥”》指出研究现代文学中的辛亥要还原历史，要注重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历史史料中的文学因素。台湾中原大学的李宜涯教授探讨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很重要的刊物《青年进步》中的小说作品，丰富了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西南大学张武军《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大飞跃――从王国维到陈铨》分析了陈铨的“悲剧观”，指出他对王国维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四川大学姜飞的《左右逢源：新文学史上的新写实主义》重新梳理了新文学史上“新写实主义”的来源与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意味。乐山师范学院的廖久明以扎实的史料与翔实的考证，重新解读了郭沫若回国与陈布雷所起的作用。
四、学科的新思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及当代文学的新现象
此次讨论，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呈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四川大学的陆正兰分析了方文山歌词中的“穿越式叙述”，歌词的转向也体现了当代人思维的变化。西华师范大学傅宗洪考察了现代流行音乐与现代诗歌的关系。西华师范大学程丽蓉则分析了现代小说中的音乐化叙事及其伦理效应。四川师范大学李琴的《“内部书”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探讨了内部书对于文学场分化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看到，海峡两岸近一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大陆研究比较注重宏观建构，“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可行性论证成为大陆学者论述的焦点，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每一次的命名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名称背后是对现代文学的重新解读与感受，“民国文学史”中的“民国”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不回避也不刻意加强文学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探讨这些因素究竟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与宏观建构同时并重的应该是对于民国的细致研究，只有更多史料的梳理与文学解读，才能使这一概念更加丰盈和扎实。台湾学者则注重文本的细读，这其实是回到了文学研究的根本，文学归根到底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刻体认，去探究大时代下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基于现代文学独特的背景，它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如果文本的解读能与历史大背景密切结合则可使细读更为深入。总之，不管是宏观建构还是微观解读，海峡两岸学者不同观点的交锋或唱和无疑会推进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