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闻发现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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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孤陋寡闻,“新闻发现学”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从《怎样发现新闻》这本书里看到。这本书冠名《新闻发现学》未尝不可,也许这样就可能多了一些中国式教科书的气息,但不太通俗的学术概念包装起来的书让人难读。这本书的作者潘堂林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他从一个新角度为传统应用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视野,至少可以帮助人们脱离现存应用新闻学那些老问题,尝试进入“新闻发现学”研究的新领域。

什么叫新闻发现?作者对这一概念是这样界定的:“新闻发现,就是识别客观事实的传播价值,看出或者找到客观事实本身固有的传播的要素。”这与现在沿用的“新闻敏感”的内涵有所不同。新闻敏感是识别新闻的能力,通常指记者的一种职业素质,在采访时起作用。本书作者则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这样一个大系统中置放“新闻发现”的概念。在新闻生产的各环节,“新闻发现”无处不在。无论记者、编辑,也无论前工序、后工序,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有新闻发现的职业敏感。新闻发现最关键的环节是――“敏锐地感觉客观事实诸种价值表现中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侧面”。

具体操作起来,新闻发现是要对事实传播价值进行识别,对事实传播价值进行判断。通过发现,最大限度地发掘新闻的信息值和评价值,发掘新闻的时事价值和历史价值,从而“使新闻反映出来的价值,不断接近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采访过程固然是发现新闻的过程,但新闻发现不只存在于采访过程中。新闻发现贯穿在采写、编辑的全过程中,如同唯物辩证法中那个“矛盾”的普遍性。在新闻生产的后工序――编辑中,编辑发现的任务是,在议稿改稿乃至谋划版面等环节,发现新的角度、找出隐含在被报道事实中的表现方法,使原稿报道价值成倍增长。“不善于发现的编辑不是好编辑”这个观点,是《怎样发现新闻》一书最具新意之处。这就提醒人们,要把重视编辑的新闻发现能力,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这样看来,新闻发现是一个大系统,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报道思路发现、主题发现、事实发现、角度发现、线索发现、“新闻眼”发现、表现方式发现、版面语言发现。

毋庸讳言,前几年有的同志在探讨新闻选择时,曾想用新闻价值一个概念来概括新闻选择的全过程,引发过争论。《怎样发现新闻》的发现观,不仅包括新闻价值标准,也吸取了宣传价值的成果,二者兼收并蓄,互相制约,对新闻选择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新闻发现是一种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主体反映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妨叫做普遍事实。而作为新闻事实,就带有主观色彩。在事实转化为新闻的过程中,新闻发现是关键,体现着新闻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记者凝聚在新闻事实中的认识已不是对客观事实镜子似的反映。主体能动地认识客体,在新闻发现上通常表现在:(1)面对某一事实材料,迅速地判断它有没有新闻;(2)面对某一新闻素材,迅速判断它是一则什么新闻,其新闻价值有多大,怎样报道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注意力;(3)面对许多新闻事实,迅速判断哪个更重要哪个次之;(4)面对一时无新闻的材料,辨别其发展的趋势,把握新闻“生长点”;(5)面对无关紧要的新闻材料,辨识其可能引发重要新闻的因素等。

常听人说: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这样的回答,对于表述事实与新闻二者孰为第一性、孰为第二性,也许是有意义的。遗憾的是这个无比正确的回答只是对一个新闻常识的回答。我们常见这样的命题:“想象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文学是作家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类表述作为各自学科的问题形式和定义时,纯属废话,容易导致认识论上的误区――以为主体反映客体不需要联结的纽带。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客观事物种类万千,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同时进入认识的领域,成为认识的对象。根据这一原理,作者提出,社会生活的新闻素材并非都能被每一个人感应和消化,在接触和获取某一客观事实与发现它的价值之间,还要走一段相当重要的路程,有人能够走到终点,也有人只能走到半途。作者显然在说明,客观现实是不能被主体直接认识的,因为它存在于人体的外部,不可能直接移入主体内部。联结客体与主体的中介是人的认知结构。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某种认识客体的格局。当外界刺激能够纳入自己的已有格局时,它才能被反映、被认识、被写到记者的报道中去。因此,记者的新闻发现能力不够,反映了能动地认识事物的水平低下,发现能力的缺憾对记者而言是致命的,对编辑而言是悲哀的,发现冲动的萎缩对整张报纸而言是根本的危机。

《怎样发现新闻》,潘堂林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潘堂林,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