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坊式中国” 出不了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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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的离世让我们有机会认真打量一个天才般的人物如何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所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我们惊叹于个人电脑和视窗系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则是美国社会对于离经叛道的创新力的宽容甚至纵容。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匮乏对创新力的这种宽容和纵容，那么，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匮乏呢？

“循规蹈矩”永远是创新力的最大敌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循规蹈矩并不是由文化造成的，而是由决定文化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造就的。一个社会的教育方式是由这个社会内在的需求来暗中规定的。

一直以来，中国就注重贸易，甚至一度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16到19世纪中国一度是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结点，从而让江南一带农民放弃了水稻种植，致力于桑蚕的生产。这种状况持续几百年，一个转产贸易国家就产生了。可是，这种良好贸易的最终结果，却是欧洲白银的大量减少，其不得不谋求殖民扩张和产业革命；而中国社会对于贸易的依赖，造就的直接后果则是作坊生产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下养育出来的循规蹈矩、墨守陈规。

有趣的是，这种模式似乎也在英国人身上出现了。全球殖民的后果则是贸易的通行无阻。成熟而有效的帝国模式，养育了保守守旧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鼓吹“兢兢业业”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但他们却看不到“兢兢业业”正是小资本运作下的文化品格。而小资本运作下，对于创新的鼓励，远远小于对于资本利润的渴求。如果简单的重复生产可以创造足以支付自己生活的富裕资金的话，创新就变得极其多余了。

在上个世纪中叶，最富有创新力的两个国家无疑是苏联和美国。科技的创造发明和广泛应用，来自于两个不同方式的国家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对于集团性企业开发能力的培育，却使得这两个国家避免了中英都曾经遭遇的境况：过分倚重小型作坊的贸易模式而打击了创新力的开拓。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综合性、大规模的企业不仅具备较好的创新能力，而且总是具有很强的创新诉求。

换句话说，“小作坊式”的国家乃是创新力匮乏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种模式养育了一个“作坊式中国”：小企业主活力无限，家庭工业异常发达；东部的经济激情，与这种小作坊追逐小额利润的积累，也更钟情于爆发式销售的神话。于是，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山寨国家和小商品国家，与500多年前的情形相似的是，大量纸币外汇流入中国，而小商品的有效输出则在导致通胀压力的同时，也损耗了对于创新力的期待和热情。

人们所担心的境况正在于此：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创新专利或者创新机制，但是最终却没有真正改变生活的创新产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透露，中国在科技研究领域投入的人力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创新”只是对现有设计的小修小改。在很多其它情况下，中国专利申请人是在国内对一项外国发明提出专利申请，目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下外国发明人侵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承认外国专利。

在这里，小作坊国家的一种令人担忧景象出现了：充满抄袭的和复制的捷径，任何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坚韧不拔，都不见于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记忆。

当中国的大小企业家都在醉心于资本运作、地产投资或者收藏炒作的时候，我们也就清晰地看到了此后几十年甚至百年一个老态龙钟的中国的形象：一个小家碧玉的洋洋自得，关门独赏自己面容的时刻，世界像一个骑马的王子自顾自地离开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李逸浩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