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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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男，1953年2月生于广州。1982年中山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自费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1987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著述有：《远行人》《西洋镜语》《关于现代艺术的“胡言乱语”》《现代艺术、现代观念及其“开放”的困惑》等。无党派。

我大概天生是“边缘人”的命。我常说自己是广东人，但家乡却在广西北海。因为那地方在我成年以前，还是广东版图的一隅。

我阴历龙年出生，但按阳历算却又是“史称蛇年”。外婆说：“大龙小龙你都属，是龙尾巴，蛇脑袋。”这样一头可怕的怪物降生于“新”、“旧”之间，焉知是凶是吉，是祸是福？

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年头，我曾被“老中”、“老外”们或讥或褒地取笑为“洗不脱的中国味儿”，“典型的中国书生”，自己也颇以为然。可忽然有一天，我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竟被友人们戏称为“美国佬”，而且证据确凿地被指出“浑身上下的洋味儿”。自己也发觉，几年之间，自己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确大异于往日，常有与国人相悖之处——果真变成一头非龙非蛇，不中不西，亦土亦洋的怪物了么？

按习惯说，我算是“写小说出身”，但自从大学毕业读了几年洋学堂，回国后落到了学问逼人来（不是富贵逼人来）的中国社科院，反而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写小说的”，还是“做学问的”？平心而论，我对写小说挺着迷，对理论、学问也饶有兴趣。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亦未敢兼得却无以取舍。于是剩下的只有“角色困惑”和“认同尴尬”——“永远的异乡人”，然也，然也。

“人生如戏”。如果不是强调其中的欺世之“戏”，而是意味着一种宿命的偶然性的话，我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正是。从懂事以来的30余年“生涯”中，已记不清遇到过多少次大跌大宕、大悲大喜、绝路逢生与死去活来。每一次几乎都是奇巧的偶然性把我推上命运的转折点。然而我不愿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生命中那些“幸运”奇迹。毋宁说每一次幸运都增添了我对于生命的虔敬和对于世界的善意。同时，我也懂得了可以用怎样一种姿态去面对种种人生。我应该报偿。不仅仅是用钱报偿那些曾对我慷慨相助的人们，而且是以深蕴着、呵护着太阳与大地予以自己的整个生命的温热，去面对每一分每一寸阴晴圆缺的世界。

为此，我首先学会了憎恶。厌倦一切在人与人之间设置障垒、煽疑播忌的高墙与高论，更鄙弃那些多少年来已经养得油头粉面的“革命世故”。我喜欢与人为善地生活，畅朗宽泛地应对世事，对各种卑微琐屑、飞短流长、机关暗算采取大而化之的轻淡态度。我相信，真诚与爱是这个纷扰俗世得以凝聚守恒的本原动力。每一次当命运把我推上孤立无援的境地，又使我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时候，起微妙作用的，与其说是历史、社会、环境，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精神和性格。“性格就是命运”。我深信。

我喜欢独行。我以为独自面对是人生不可忽略的需要。人，只有在独自面对世界和自然的时候，才有机会真正独自面对自己。况且，独往独来自有一番无拘无束、飘忽洒漫的滋味。我又喜欢广交朋友。自信自己在任何国度、环境，任何“档次”上都可交上并非泛泛的朋友。我常觉得自己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活着，或者，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独行和广交就这样奇特地糅合在自己的性格里。或许是流浪汉的秉性使然？我喜欢孩子，还喜欢养小动物。在近几年养不活自己的情况下，把一只农家小猫养成了一只高智商的“小狗”，每每也为她纯澈信赖的目光而感动得手足无措。我喜欢绿叶植物。谁也想像不出，在我挂满、摆满、堆满从大海龟壳儿到希腊陶瓶的小斗室里，居然还辟出了一个“后花园”，此刻懒洋洋的冬日下，窗台花架上正是一派青葱欲滴……

总之，我越来越趋向于拥戴这样一种生活信条：不在乎活着为了什么，但一定在乎“怎么样活着”。非活得有意思，有兴趣、带劲儿不结。这么说吧，一切有活气，有真性情，带“人味儿”的生存方式我都喜欢，独独不喜欢——在穿着小鞋走路的时候，还常得惦着说：道路曲折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