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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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重庆市1990～2009年的数据，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重庆市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非同阶单整变量，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在一阶差分VAR模型基础上所做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金融规模扩大导致收入差距呈现由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过程；金融效率的提高则使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城乡人均储蓄比和城乡房产比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金融资产；收入分配； 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文章编号：1008-4355（2011）02-0107-08

收稿日期：2011-01-05

基金项目：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重点项目（2010XZYJS157）

作者简介：李培（1984-），男，河南永城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生；曹媛（1987-），女，陕西渭南人，交通银行重庆市分行经济师；黄坚平（1981-），男，海南昌江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2.16

致谢：感谢经济学院陈刚博士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提出宝贵建议，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和运行的核心，金融的发展程度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金融发展的城乡、区域非均衡性也会导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发展和居民金融资产的均衡增长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重庆市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直辖市，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达3.84，同全国相比已处于较高水平。同时，金融规模金融规模指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股票筹资额、债券余额与保费收入之和。已达20308.64亿元，是当年GDP的3.11倍；以城乡储蓄总额代表的居民金融资产达4908.68亿元。金融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2010年重庆“两江新区”成立，其目标之一就是成为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重庆金融的发展由此迎来了新的转折点。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是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利用金融的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是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重点之一。

随着由内陆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重庆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图1可以看出，1990～2009年重庆市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均金融资产差距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金融的发展拉大了收入差距。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大多仅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本身，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开放度等控制变量［2］［3］［4］，对于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金融资产同时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成果则很少。一方面，关于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现在的研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到2015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12.5%左右，人均GDP翻番，达到8000美元，重庆将整体跨入现代化阶段。全社会都在关注民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在艰难地进行。在此背景下，从重庆市金融发展水平、居民金融资产的增长与分配的视角重新审视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1 金融规模、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与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收入分配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从现有文献来看，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两种传导机制。

（一）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较早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是Greenwood和Jovanovic［5］，他们通过一个动态理论模型反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的初期，由于金融中介的成本高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只有富人才能进入金融市场，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会拉大；但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的增长又能够改善金融结构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穷人也能获得金融服务，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但Beck、Kunt、Levine认为，虽然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减轻贫困方面还不确定［6］。他们运用1960～1999年间5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更好的金融发展增加了穷人的收入，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都减小了，缩小了贫富差距。Kunt、Levine利用78个国家1960～2005年的数据，运用GMM面板估计法对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极大地提高了20%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金融体系的完善通过两条途径影响收入差距：金融发展的40%对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长期影响是直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另外60%可以解释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而缩小了收入差距［1］。

（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

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中，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假说就是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即金融发展在初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其进一步发展，又会缩小收入差距。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反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动态模型就支持了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5］。有学者利用1960～1995年间91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否存在倒U型假说进行了验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会降低一国的收入差距，但没有证据支持倒U型假说［7］。Colin Kirkpatrick考察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金融部门的发展对减少贫困做出了贡献，但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又是制约扶贫增长的主要因素［9］。J. Daly and Akhter 以68个发展中国家1980～2004年的面板数据讨论了金融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关系［10］。证据显示，总体来说，金融发展具有扶贫作用，减少了贫困人口；但相对于富人来说，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又损害了穷人的利益。Odhiambo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南非1960～2006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南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是贫困减少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同时，结果还表明，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进而减少了贫困［11］。

国内学者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中以实证分析为主，大致有四种结论：

一是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间存在倒U型关系。刘敏楼运用2001年我国截面数据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倒U型关系，即金融机构的发展先是会扩大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但是当金融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能够改善城乡差距［12］。杨俊等利用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陈伟国、樊士德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4］。他们利用1978～2006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的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效应，即所谓的倒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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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规模扩大了收入差距、金融效率缩小了收入差距。陈志刚等利用我国1986～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规模扩张、效率提升和结构完善等3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扩大了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率，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升则缩小了城乡收入比率［3］。应枢廷根据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13］。

三是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孔晗等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回归对1978～2007年湖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14］。研究表明：湖北省金融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增长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代部门的扩张则拉大了湖北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

四是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间的关系不确定。尹希果、陈刚等运用1978～2004年省级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为非同阶单整变量，从而否定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15］。

从现有文献看，金融发展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收入差距。但有两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是不同区域金融发展的条件和状态是不同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二是在金融深化和金融工具多样化的进程中，我们在考察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不应忽略居民本身的金融资产对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显然，在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基于以上两点选取重庆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非农就业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金融资产的收入分配效应。

三、实证模型与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

（1）式中，Ineq是衡量收人差距的指标；FIR代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Z为金融效率指标；NAE为非农就业指标；SN为城乡居民人均储蓄比；HN为城乡人均房产比；μ为误差项。

（二）实证分析方法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模型伪回归现象的发生，本文将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augument Dicky―Fuller test），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以确定其长短期关系。

（三）指标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neq）。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度通常采用高低收入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Ineq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2.金融发展水平指标（FIR）。不同的学者对于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采用是不同的。Daly、Akhter用M3占GDP的比重、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对私人领域的贷款占GDP的比表示；陈伟国等以金融资产总量/GDP 来反映金融发展的总体规模，金融资产总量用信贷总额替代。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开放与深化，股票和证券业、保险业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在表示金融规模时不应被忽略。所以，本文的金融规模表示为重庆市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股票筹资额、债券余额与保费收入之和；金融发展水平表示为金融规模/GDP。

3.金融效率指标（FZ）。对于这一指标，多数学者采用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来加以表示［16］；本文亦遵循这一作法，用重庆市本外币贷款总额与本外币存款总额之比表示金融效率。

4.非农就业指标（NAE）。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民的收入中很大部分来自务工、劳务收入。本文用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非农就业水平，作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控制变量。

5.城乡人均储蓄差距（SN）。Gupta、Pattillo、Wagh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24个国家的贫困和金融发展问题时，以移民汇款为变量度量了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汇款的增加对减轻贫困有直接的影响，并且促进了金融发展。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储蓄成为居民的重要资产，本文选用该指标作为重要变量之一［17］。

6.城乡人均房产差距（HN）。城市居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把住房作为一种资产来投资，形成了金融资产。本文用重庆市历年公布的城市房地产成交总金额和面积计算出单位面积均价作为城市房地产价格，农村则采用农村集体房屋造价作为农村居民房产价格；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来自于重庆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本文把该指标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重庆市的相关统计数据，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2000～201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本文采用eviews5.1进行计量分析。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本文运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的水平值均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因此，我们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所选取的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这些变量在经过差分变换后，只包含截距项，而不含时间趋势项。因此，我们对各变量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了只含截距、不含时间趋势项的类型。因样本时序区间有限，检验模型滞后期数是根据AIC的准则来选取的，最大滞后期数为4，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

注：（1）检验类型栏c，t，l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2）表示该变量的一阶差分；（3）*、**、***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1的结果显示，除去Ineq、NAE和FIR三个时间序列检验明显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FZ、SN、HN序列检验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我们认为，Ineq、NAE和FIR并不存在单位根，而其他三列时序数据均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不存在单位根，即一阶差分的各序列是平稳的。

（二）一阶差分VAR模型检验

由于Ineq、NAE和FIR为平稳变量,而FZ、SN、HN均为一阶单整变量，无法进行协整检验，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经过一阶差分变换以后均为平稳变量，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阶差分VAR模型，进一步验证它们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我们构建其一阶差分的标准VAR模型为:

（2）式中Δ表示一阶差分，等式右边第二项为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第三项为一组控制变量。在估计VAR模型之前，我们先确定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根据LR、FPE、AIC、SC、HQ等值，将最佳滞后期确定为1。

根据最佳滞后期对VAR模型进行估计，在给出结果前，我们先给出VAR模型稳定性的检验结果（图2）。

图2 一阶差分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图2显示，VAR模型中全部根的倒数值都落在圆内，说明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其结果可以用作解释；同时，该模型可以做脉冲响应分析。

因此，我们给出一阶差分的VAR结果（表2）。由表2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金融的发展并没有显著构成城乡差距拉大的原因；非农就业和城乡房产比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并不显著；城乡储蓄存款比通过了检验，即城乡储蓄比每提高1%，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07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储蓄在城乡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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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阶差分VAR模型估计结果

注： **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下列图3～7中的横轴表示新息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追踪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值，两侧的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在模型中将新息（Innovation）冲击作用的追踪期设定为10年。

图3 收入分配对金融规模冲击的响应路径

首先，我们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规模冲击的反应。由图3可知，在前四年，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冲击呈负效应，且波动比较剧烈；从第五年开始，开始产生正向效应，并且响应程度逐渐减弱，但从第九年开始又为负。这说明在初始期金融规模变大并没有扩大收入差距，随着金融的发展，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金融规模再进一步发展时，收入差距又缩小了。这说明金融规模的发展变化对收入差距有长期的影响，并且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收入差距缩小。

图4则显示，收入差距对金融效率的响应在初期为正，说明金融效率的提高扩大了这种差距。这种反应有四年的微调期，由正变为负，金融效率的提高缩小了收入差距；然而在第四年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又对收入差距产生了正效应，但呈收敛态势，第八年后处于稳定的负效应状态。其经济含义是：金融效率提高的收入分配效应是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金融贷款对农村的支持过少，则会拉大收入差距，随着政策的调整，贷款支农的力度加大，这种差距就会缩小。

图4 收入分配对金融效率冲击的响应路径

图5 收入分配对非农就业水平冲击的响应路径

我们进一步考察居民金融资产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图5～7表明收入分配对居民金融资产一个变量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反应。图5显示，在1～4期收入分配对非农就业水平的响应为负，且处于微调状态，在第5期回归原点，之后的6～9期变为正且呈收敛趋势。这种情形的经济含义是：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在长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短期由于知识、技术能力的限制等农村居民的不适应性因素还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使得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时，政府应该承担起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化、专业化等方面培训的责任。

图6则表现了收入分配对储蓄的反应路径。在初期，正向反应达到了最高值0.4%，之后逐年下降，在第3期呈现负向反应，最低值为0.1%，之后又回到零点线以上并趋于稳定。这说明城乡储蓄比整体上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对城乡房产比冲击的反应（图7示）在1～2期由负转为正，达到最高点0.05%，在4～7期呈负反应，之后为正效应并呈稳定趋势。其经济含义是：在住房制度没有实现市场化之前，城乡居民的房产比并没有显著拉大收入差距；然而，随着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尤其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城市居民的房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很大比重，而农村居民的房屋因产权等因素无法实行市场交易，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房产价值的差距会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

图6 收入分配对城乡储蓄比冲击的响应路径

图7 收入分配对城乡人均房产比冲击的响应路径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0～2009年的数据，利用VAR模型和脉冲效应函数，实证分析了重庆市金融发展、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重庆市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非同阶单整变量，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我们在一阶差分VAR模型基础上所做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并没有遵循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反而导致收入差距呈现由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状态；金融效率的提高致使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

第二，城乡人均储蓄比和城乡房产比都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因此，重庆市在建立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发展新型金融时，应该改变过去金融发展“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分离状态，要发挥城市金融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利用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发展支农的力度；实现金融效率的同步提高，优化金融资本在城乡金融机构间的配置，缩小城乡间金融发展的差距。在增加居民金融资产方面，应该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和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促进农村居民有条件地进入金融市场，利用金融市场和资本增加收入，尤其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完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措施，确保劳动力有序流动，增加居民劳动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进而实现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居民金融资产增加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良性互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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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idents’ Financial Assets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LI Pei, CAO Yuan, HUANG Jian-ping

（1.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 Chongqing Branch,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15, 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1990 to 2009 in Chongqing, using VAR models and impulse-response function,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assets of residen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uniformity integrated with variables, that is, no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 impulse-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rst-difference VAR model shows that the widening financial scale leads to the income gap from narrowing to expanding and then to narrowing; and financial efficiency results in first expanding and then narrowing of income gap. And then per capita-savings ratio and the ratio of urban and rural properties have expanded the income gap, while the rising non-farm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is helpful for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Key Words: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assets; income distribution; VAR model; impulse-respon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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