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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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新坠楼身亡后的几天里，陈太荣老师没有再出现在课堂里。扬中市第一中学9年级12班的政治课临时换成了其他科目。
一些学生也并不太关心陈老师的去向。“我们这些成绩差的，老师不喜欢我们，动辄一个耳刮子，嘛要掂记这样的老师?”徐筠实话实说。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被老师扇“耳刮子”、扯头发的经历，“太平常了，老师一发火，先是吼，就动手。”
虽然教育部曾经下文，要求老师不许体罚学生。但在一些中小城市，教师体罚学生仍是常事。
“暴力”的老师
“一晃三年，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好老师。”11月16日，周末晚上10点20分，王易林坐在学校办公室里，刚刚批改完学生们最近一次测试。这个27岁的年轻人，三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扬州，成为当地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每天备课、改作业，早上看学生晨读，晚上跟着他们晚自习，该做的我都努力去做好。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他对《新世纪周刊》说，“可是啊，学生不能理解我，有的还恨我。我有时急躁会给他们两个巴掌。但我是为了他们好，替他们着急。”
上班第一年，初出茅庐的王易林被分到初一2班，“我还记得那是上午的第二节课，我正讲着课，倒数第二排的一个男学生埋着头吃东西，发出很大的声音，同学们朝他看，他还得意地摇头晃脑，我一看，就生气了。”王易林回忆，他走到那个学生面前，骂了句：“没脸没皮的狗东西!”一把抢过学生手里的汉堡和牛奶，摔出窗外，“你这么爱吃，那就给我出去吃!”说着，王易林猛地抓住学生的衣领，拖着往教室外走。学生完全被身高1.8米的王易林吓呆了。
王易林拉着学生到了教室前门，猛地往外一推，学生摔倒在门外花圃旁，手掌磨掉一大块皮，鲜血直流。
“说实话，那一刻看到学生受伤，心里突然被扎了一下，但嘴上还是挺硬。”王易林说，那次以后，班上的孩子都开始怕他了，上课不再那么放肆。“改变的不只是学生，我慢慢发现，自己动辄就发火打学生了。”王易林说，一旦依赖粗暴简单的教育方法，就很难收手。
课间或者在校外，偶然与学生相遇，王易林都会发现，自己的学生远远地就会避开他。“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无能为力。现在各个学校都在拼着命提高学生成绩，我自然不敢放松，有些学生不识时务，我就想去揍。”
周琳是淮安市一所中学的初三英语老师，去年大学毕业，本来想着回家乡无锡工作，因为编制问题无法解决，只好留在淮安工作。
“这个苏北的小城市，落后得很，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呆。”周琳说，她一直在托人找关系，争取调过去。她承认对学生没有耐心。
看到班上学生上课开小差，周琳的惯用惩戒手法就是揪眼皮，“从眼角揪住一点皮，一拧，再左右晃两下，学生受不了的。”她坦率地说，已经懒得和学生磨嘴皮子。有一次，一个学生课间爬窗户进教室，被她发现，她就让那个学生蹲在窗台上，保持翻窗跃入的姿势，整整一节课。“后来那个学生实在撑不住了，摔下了窗台。”
与记者攀谈时，周琳的几位同事也不时插话。“现在的孩子太复杂，又不懂事，你不能对他们客气，要不就翻了天了。”“是啊，那些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家长宠坏了，总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不严厉点哪行。”
对抗的学生
“事实上，体罚他们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有时候会导致师生关系更加恶化，学生越发抗拒学习。”徐州市贾汪区一所中学的高一历史老师段飞对《新世纪周刊》说。在他们学校，有些学生的言行非常恶劣，在课堂上接吻，被老师批评，居然操起书包里的铁棍子就砸在了老师的头上，老师缝了20多针。而学生只记了个留校查看的处分。
此前2003年3月，广东省阳江市海陵镇中心小学六年级数学课上，一名叫黄先绪的男学生因为与同桌大声讲话，任课的陈老师上前训斥时，学生拿出小刀扎向陈老师，致老师右眼失明。
接受采访时，扬中市第一中学9年级12班的徐筠一再说：“我成绩差，老师常常骂我打我，我一般不会回去告诉家长，告诉了也没用，爸妈说不定还会给我一顿板条子。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抗。”
“什么方式，当然我还不敢和老师对着打，有的学生就逃课啦，你打我骂我，让我学，我就偏不学。”徐筠说。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老师还是把我们看成傻子一样，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南京市十一中学的高三学生赵启航评价一些老师说。
江苏省镇江市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世纪周刊》，在他5年的教学生涯里，也曾经多次体罚过学生，家长们都知道，但是都挺支持，“中国有句老话，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才。”但是他也承认，这么多年来，很少与学生真正交心，“非但不能如此，还常常彼此对立得很，我的自行车无数次被学生扎破胎，衣服上无数次被偷偷贴上写有侮辱字样的纸条。”
惩戒教育难题
国家新《义务教育法》2006年9月1日正式在全国实施，其中明确规定老师不得以任何形式体罚学生。在一些大中城市，学校对这一规定执行得比较严格。学生及其家长也对老师的体罚行为极其敏感。今年6月，南京市一所中学的一位老师因为打了学生一记耳光，除了向学生及家长道歉外，还被家长索赔2000元。去年一位女教师因与学生发生争执，推了学生一下，最终赔偿1000元了事。“现在的学生真是没办法管，连碰都不能碰。”一位老教师发牢骚说。
“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师生关系，老师无为而治，或者干脆放任不管，害怕与学生产生类似纠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华对《新世纪周刊》说。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海艺辱师事件中，那位上了年级的老师在课堂上面对极其无礼的学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人们一方面声讨那些无良的学生，一方面也在反思，教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管教学生?
“我一直认为惩罚是一个高难度的教育手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体罚、侮辱学生人格尊严是要严格禁止的，但不能走极端，教育也需要适度惩罚，无批评教育是不对的，是伪教育，它使人脆弱，可能让学生在危险面前信马由缮。”
一位中学副校长也指出 “现在对学生没有有效的惩罚措施。由于学生在高中之前是没有档案的，所以“记过”处分这种惩罚对初中生特别是行为习惯较差的初中生效果尤为不明显。在国外，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有细致而严格的关于学生的惩戒的制度，犯了什么错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学校在处理时可以找到依据。”有专家认为，当制度化的惩戒手段得以确立后，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师生之间恶化的关系。但更多的教育人士则认为，无论如何，体罚是不应该存在的。
新教育实验
“学生可能有主动挑战你的时候，但那一方面是出于孩子的天真和好奇，一方面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不想受老师威权作风无条件的管束，你必须将其视为平等的主体。另外，现在是网络时代，知识来源多样，孩子们可以从很多途径学习知识，有些领域未必不如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王志兰说。
教育界的很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建立理想师生关系的方法。新教育实验便是其中一个。新教育实验创始人是苏州副市长朱永新。2002年9月，新教育首家实验基地在江苏省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牌。新教育实验很快波及全国。
“当下师生为敌的案例很多，这里面师生双方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教师的问题。”新教育实验课题组办公室负责人朱延平说，老师首先要管得住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保证自己的职业素养，才不会轻易采用粗糙简单的体罚手段，和学生建立一种良性关系。
“许多教师没有把学生作为一个有独立个人权利的社会人来对待，经常有意无意地侵犯学生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导致师生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朱延平说。“教师只有在自身修养、知识视野、敬业精神、教育艺术等方面下工夫，才能保证以富有个性魅力的人格力量、以过硬的师德素养和教学能力去感染学生，让教学工作在和谐轻松的状态下完成，这是从根本上化解师生为敌的困局之道。也是新教育实验正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