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基层士卒变乱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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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时期，国内政治生活相对稳定，但是基层士卒制造的小规模变乱却异常频繁。其原因颇为复杂，有士卒自身问题，也有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等原因。北宋基层士卒之频繁变乱，严重削弱了王朝国力和军力，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对当时的国家与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北宋政治；募兵制；基层士卒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18－06

收稿日期：2011－03－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9XJA7770003)

作者简介：王军营，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陈峰，男，山西芮城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北宋一朝，国内政治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军队内部并不安宁，在160多年的时间里，北宋基层士卒制造的武装变乱异常激烈，非常频繁。上世纪80年代，贾大泉等先生就此做过一些研究，但随着时展与宋史探索不断深入，有关北宋基层士卒变乱之背景、影响等尚需重新考察。笔者不揣浅陋，欲在先前诸先生研究基础上就此问题重新认识。

一

北宋时期，军队大致分为禁军、厢军、乡兵等军种，兵员大部分依靠招募所得。众所周知，北宋实行的募兵制是从晚唐五代继承而来的，晚唐五代军伍之风气也多少影响到北宋社会。

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节镇拥兵自重，将帅日益跋扈，士卒恃宠骄横。“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如魏博镇之牙兵，“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五代时期，悍将骄卒完全左右政局，“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国擅于将，将擅于兵，“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皆俯首听命而不敢较”，士卒之骄横至于极致。《资治通鉴》中说：“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赢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后周世宗有鉴于此，改革军政，长久以来将骄士惰的风气初步得以扭转，后周之兵威始大振，“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

北宋建国后，太祖太宗及其后继者“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大力整肃军队，将军权紧握手中，逐渐消除了内部将帅控制军队、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是，晚唐五代以来士卒骄横之风气并未完全革除，部分基层士卒在宋初依然相当骄横。宋人石介评价历朝兵制时就认为，“国家之制失在兵骄”，指出“国家之兵骄不为用”的事实。乾德二年(964)九月，太祖在讲武殿检阅诸道士卒，挑选出万余精兵，任命王继勋统率，“给缗钱俾娶妻”，结果王继勋疏于管理，这些精兵竟在京城“白日掠人妻女，街使不能禁”，太祖盛怒之下“捕斩者百人”。以后，又有嘉州“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开宝二年(969)冬十月，护卫皇宫的部分卫士——“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与其徒十九人谋作乱”。又四年(971)十一月，太祖精心挑选的宿卫禁军“蜀班内殿直四十人，援御马直例乞赏，遂挝登闻鼓，命各杖二十；翌日，悉斩于营，都指挥单斌等皆杖、降”。同年十二月，“黎州定远兵士作乱，聚居庭角溪，邛部川都鬼主阿伏遣其游击将军卑吠等率众平之”。宋太祖也意识到骄兵的巨大危害，在与李承进谈及后唐史事时，他不禁感叹：“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军，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惜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企图以严刑峻法整肃军纪，遏止士卒骄横不法的行为。但之后情况变化似乎并不大。

宋太宗即位后，曾下令严惩士卒骄横不法行为。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谕诸军徧索曾经罪罚、凶猾无赖者，得百余人”，以铁钳钳其首，羁于本州，直至次年二月方才释放。然而士卒骄横以至变乱依然时有发生。太宗端拱时“叛卒刘渥啸聚亡命数百人，寇耀州富平县，谋入京兆，其势甚盛。所过杀居民，夺财物，纵火而去，关右骚然。”淳化二年(991)，夔州兵卒谢荣等百余人变乱被斩。五年(994)，贝州“骁捷卒劫库兵为乱，推都虞侯赵咸雍为帅”，等等。宋真宗即位后，骄卒变乱更不断出现。田锡上疏说：“臣见银台司诸道奏报，自九月初至冬节前，申奏贼盗不少……永兴军奏，虎翼军贼四十余人劫永兴南庄。……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县贼一百余人，白高渡溃散军贼六十余人……”，不禁发出“岂有京师咫尺而群盗如此，边防宁静而叛卒如是”的惊呼；钱若水上奏指出：“今之所患，患在其戎卒骄惰。臣自知府以来，见侍卫、殿前两司送到边上亡命军卒，人数甚多。”宋仁宗及其之后以至北宋灭亡，士卒骄横进而逃亡、变乱之状况愈益严重。苏舜钦在给范仲淹写的《谘目(二)》里说：“至于人员(将校)与长行(士卒)交易饮博者多矣”，士卒们平日于兵营中“出入无时，终日嬉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甚至出现“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料，不自荷而雇人荷之”，欧阳修忧虑地指出：“其娇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北宋中后期，从州县地方到城砦边防，自对敌前线甚至皇宫大内，有关士卒逃亡、变乱之记载不绝于册。仁宗时张方平说：“臣比在审刑，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无日不有。大则欲谋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数……”欧阳修也说：“累据北京、邢、沼、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倏忽往来，不辨头首姓名及每火人数。’”士卒逃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苏轼说：“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逃亡士卒往往又转为盗贼，如“京东恶盗，多出逃军”。

总之，伴随北宋王朝发展相始终，基层士卒之骄横愈演愈烈，大小变乱频繁出现，这对北宋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关于北宋兵变事件的具体梳理与考证，前人已做过研究，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