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翔:为华语电影创造“让人感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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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翔不抽烟，但他拍了一部《志明与春娇》，让一对抽烟的香港大龄男女在街角的垃圾桶旁谈起了恋爱；彭浩翔也不怎么喝酒，但他最近又弄了一部新电影《醉后一夜》：一对北京青年男女在工体夜店“喝断片儿”后的爱情故事。他喜欢把干冰倒在马桶里的感觉。每次去买冰激凌，店老板都会附送一袋干冰保温。用剩下的干冰，彭浩翔就全部倒进了马桶，顿时烟雾缭绕，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我觉得这挺有趣的。”直到今天，男人四十的彭浩翔还坚持这样的嗜好。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会玩的人，他反而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想的只是些挺有趣的东西，到了别人眼里就成了所谓“才华”。
作为新片《醉后一夜》的监制，他并不认为这是属于他的电影。这与《志明与春娇》显然不同，后者深深地打上了鲜明的“彭氏风格”：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禁烟范围进一步扩大，这让香港青年彭浩翔意识到那可能意味着一代香港人生活习惯的变化。然后，仅仅花了20天，彭浩翔就制作出了电影《志明与春娇》。
编剧、导演、情感
“在导演界你是一个很好的编剧，在编剧界你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可以这么评价你吗？”本刊记者问。
“我对什么评价都没有意见。你觉得我是导演界不好的导演、编剧界不好的编剧，也不会影响我。不过你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彭浩翔说。
在一些人眼里，这位又能写剧本又做导演的香港才子还是一个情感专家。
前些年，彭浩翔在博客上开了一个答信专栏。他乐此不疲地为读者解答各种千奇百怪的感情问题，话题涉及爱情、婚姻和性。在这些专栏文字里，彭浩翔嬉笑怒骂，用语大胆而前卫，很快受到网友追捧。他的这些文字也吸引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受邀在多家报刊开设了个人情感专栏。不久前，上述文字被集纳成《爱的地下教育》一书出版。
“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情场高手’。”5月27日，彭浩翔在北京三元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笑道。那天，电影《醉后一夜》在北京试映，彭浩翔为影片站台。见到本刊记者时，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头利落的板寸，有点“文艺青年”的味道。“我是对人家的感情有很多意见，就好像有些医生可以对病人给出很好的诊断，但是没法医治自己的病。”
彭浩翔不是多产的导演，出道至今亲自执导的电影不超过十部，但他却是一位高产的。
20岁时，彭浩翔曾去台湾求学，不久即辍学返港。他曾供职于香港一家电台，做过编剧、写过影评，随后又成功谋得一份香港某杂志编辑的工作，月薪约3万港币。
这依然不是他中意的工作。最终，他罔顾亲人朋友的反对选择了辞职，专心小说创作。不久，小说《全职杀手》出版，故事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因大脑缺氧而痛失金牌的经历为蓝本。小说意外地火了，随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2001年，彭浩翔正式涉足电影领域。这一年，他的第一部电影《买凶拍人》开机；两年后，第二部作品《大丈夫》推出，并赢得香港金像奖最佳新导演；随后，彭浩翔又推出电影《公主复仇记》。
2004年10月，仅仅只有三部电影作品的这位新导演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肯定，为其举办了个人作品回顾展。
“让人感动的故事”一直是奇缺的
彭浩翔为内地观众所熟知，始于电影《志明与春娇》。
“我没有想过《志明与春娇》票房会不成功，我原本以为这部电影是应该成功的。”结果并未如彭浩翔所愿，尽管口碑不俗，但这部影片在票房上表现平平。
当电影界绞尽脑汁试图找一个情节波澜起伏的故事时，彭浩翔却几乎放弃了所谓的技巧和痕迹鲜明的各种人为设计，用风味浓郁的细节和对话串成了这部电影。
“大部分人都喜欢在电影里看到一个感人的故事。在构思故事的时候，我会设想自己是一名观众，会希望看什么样的电影，然后找到一个有趣的点。”
不过，彭浩翔认为，很多时候，刻意去猜观众想要什么样的故事，反而会迷失了自己。“电影首先要打动的是自己，只有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观众。”
他说中国电影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去问一个导演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他不会告诉你要拍一个让人感动的电影，他会说要拍一个三亿五亿票房的电影。这就叫本末倒置。卖座的电影是因为感动到很多人，让人觉得好看，所以才进电影院。拍这样电影的人一开始就为了要拍一个感动的故事，而不是想着卖多少个亿的票房。”
“让人感动的故事”一直是奇缺的。这是一个流行多时的说法，在大陆电影界，不缺投资、不缺导演、更不缺演员，缺的只是好剧本。
彭浩翔基本同意这种说法，而且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内地、香港，其他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对此他有他自己的办法——自己写。“我写过剧本、小说，自己写是没有压力的，不像有些导演自己不写、或者不会写，甚至是会写却懒得写。”
去年，彭浩翔通过微博消息，他的北京工作室将成立“故事研发小组”。前不久了招聘细节，他将亲自挑选、带领六到八名成员，以“给华语电影创造够格故事”为主要目标。
“我还是喜欢做编剧。”彭浩翔说，做导演需要考虑市场、投资方，受到的约束太多，“至于写小说就更没有压力了，完全可以天马行空。”
好的电影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除了给痴男怨女带来一丝感动之外，彭浩翔的电影似乎给观众留下的东西并不太多。
这倒也符合彭浩翔对电影的理解，“电影很多时候就是娱乐，而不是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有共鸣，有共鸣的事情可能很好玩，但不一定就有教育意义。如果讲得很闷，那谁都不想看。”
揭示一些沉重的社会话题，始终是某些电影人挥之不去的梦想。彭浩翔也不例外，只是更多的时候因为环境和投资方的制约，他不得不选择放弃。“等环境允许再说吧。”
彭浩翔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情。他曾去肯尼亚做过慈善探访，回来后想做一个反映当地见闻的电影，但没有投资方感兴趣。于是他以肯尼亚一个找水男孩的故事写了部小说，发表了。
“我有很多电影等了才出来。如果一个题材连都不能等，那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好的电影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11年前我拍的电影，现在拿出来，还让大家觉得很好看。”
2010年，彭浩翔在北京设立个人工作室。对于在香港生长了近40年的彭浩翔而言，这里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这里有日益增长的庞大观影市场；另一方面，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和电影分级制度的缺失，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拍。
“其实，所有导演都会面对审查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分级制度。”彭浩翔说，不能指望所有电影都有成年观众陪小孩子看。“好多题材，比如鬼片、警匪片、惊悚片还有关于黑社会的电影，可以放宽一点，有个分级的制度就可以了。成年人不会看了一部凶杀电影就有杀人的冲动，看了《教父》也不会想去加入黑手党。我们要相信成年观众。”
《志明与春娇》是一个鲜明的反讽。在香港，由于太多的抽烟和粗口镜头，该片被划为“”；但在没有电影分级制的大陆，这部香港“”在大屏幕上一路畅通。
“我们华语电影要和好莱坞的大片竞争，就一定要建立分级制度，规范化地去拍这些东西。” 彭浩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