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传奇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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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日晚在茅盾先生故里――江南水乡古镇浙江乌镇，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正式举行颁奖典礼，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获此殊荣。
早在2008年初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此届茅盾文学奖就受到了诸多质疑，从网络文学该不该入选，到评奖机制的局限性，在评选作品的过程中，几乎每出一条新闻，都能引起人们褒贬不一的评论。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是否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一时之间成了文学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时过半载，再回头去看那些文字，喧嚣也好，炒作也罢，都已经成了旧时的痕迹，覆满尘埃，无人问津。也许四年以后，评选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时，人们才会再次想起曾经有过的争论。
和这些相比，只有书籍是唯一永远留下来的东西。
四本获奖作品中，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算是最为低调的了。评奖开始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获奖之后，也没有多少争议。人们最多的期盼是迟子建这位一向保持创作水准的作家，能够走向更理想的境界。
这样的境遇也许和《额尔古纳河右岸》本身有关。
这本被称为“一支苍凉的长歌”的作品，叙述的是一条河流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故事。
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支流，这条河流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登场是在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那一年，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军事冲突后，中俄两国终于坐在了谈判桌前，签订《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界河，右岸属中国，左岸属俄国。
于是，额尔古纳河这条原本几乎可以算得上籍籍无名的河流，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界河之一，故事中的那支鄂温克族就居住在她的右岸。
鄂温克族的祖先早期生活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后来渐渐向东迁徙。在努尔哈赤时代即已归顺，后来每年向清朝进贡貂皮。在受到沙俄的侵袭后，又被迁至大兴安岭嫩江、呼伦贝尔草原以及爱辉、乌里雅苏台等地区以卫边防。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生活在较南地区的鄂温克人已经逐渐由传统的游牧生存方式转向定居生活，并且渐渐和周围其他民族融合。
而迟子建描写的这支鄂温克人，却是一直游离在同时代的变迁以外的存在，虽然也曾经历战乱，却总是比外界慢一步，似乎一直按着自己特殊的时间生活。他们依旧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广袤的森林里和驯鹿一起狩猎、采摘果实，沿着额尔古纳河迁徙。
在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缓慢而悠长的讲述中，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和额尔古纳河联系在了一起。是这条河流见证了鄂温克人的悲欢与离合，也是鄂温克人承载了这条河的血脉与历史。
这百年间，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来了。生与死、爱与恨，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有着固定不变的轨迹。鄂温克族人的生活遵循着河流与森林的规律，不停息地流淌着。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中，他们始终依偎着额尔古纳河。
然而，在故事的开始，我们所看到的却是这一支鄂温克人，终于决定要离开这里去定居了，这时已经是世纪之交了。
失去了鄂温克人的森林是不是也会悲伤呢?
给我们讲述那些过往岁月的老人，并不觉得孤单，即使营地里只留下了两个人，但是只要能与森林同在、与河流同在，还有天上的星月、地上的鸟兽相伴，就不会觉得寂寞。
她只是禁不住回忆起，九十余年的日子里，森林、河流记载下的那些故事。
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故事，人和自然仿佛有着更深切的神秘的联系，驯鹿和狼也具有了灵性，不再是动物园里供人观赏的困兽，而是和人一起生活的伙伴，或者是和人厮杀的敌人。
也许是因为老了吧，毕竟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即便耳聪目明，老人的叙述也免不了常常偏离到另一个时间段，或者由一个词汇带出一个新的故事，渐渐偏离了原先的轨迹。但是，无论哪个故事都跳不出她的族人，她生活的森林，还有那条常常是静默的河流。她讲得也不是战争那样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是鄂温克人最普通的生活。他们如何驯养驯鹿，某一个族人的爱情，那一年狩猎到的猎物，或者是在冰封的额尔古纳河上凿冰捕鱼的情形……
仿佛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其实也自有规律。
曾有评论认为迟子建这种放弃宏大叙事而改由一种日常叙事方式来写作，恰恰形成了一种轻逸灵动的风格。然而在我看来，一条河的故事，原本就是应该用这样宁静而缓慢的方式来讲述。
中国是生长在河流之上的国度，大者北有黄河、南有长江，都是横贯近半数国土的、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小到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河流，即便不曾受到叙述者的关注，也永远存在于那些生活在它身边的人们心中。
每条河流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额尔古纳河的故事，则是和鄂温克人紧紧相连的。
作为隐藏在这个故事之后的作者，迟子建又想要表达什么呢?她自己曾说：“写它(即指《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书)时满怀激情，写完后却满心的苍凉。其实我们身边一直存在着神性世界，只可惜我们大都长着混沌的眼，发现不了它!我们应该关注人类进程中的原始之美。”
作家总比常人敏锐，出生在漠河北极村的迟子建，一向以对底层生活描写见长。女作家特有的平静自然、却又饱含温情的笔触，更是深入到了她的每一部作品中。
老诗人谢冕评价她：“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
这样的迟子建，这样的叙述者，看着鄂温克人的历史，应该是会觉得悲凉的吧。
与此相比，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给予《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授奖词则显得平实：“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茅盾文学奖历来关注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第三届的《穆斯林的葬礼》(霍达)和第五届的《尘埃落定》(阿来)都是茅盾文学奖评选出的广为人知的佳作。尤其是《尘埃落定》，在2000年获奖时，当年的销量便猛冲到20多万册，虽然不能和之前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销量过百万册相比，但是也一向被作为茅盾文学奖和对市场推动作用的典型例子，广泛引用。
当代中国没有大师，已经是为许多人接受的共识。德国汉学家顾彬则说的更为严苛，在他眼中，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部作品可读，一是《茶馆》，一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按照他的标准，我们大可以把书桌上大部分书籍丢进废纸堆――毕竟当代人的文字更多地占据了我们的阅读时间，即便翻开语文课本，现代文的数量还是远远高于古诗文。
其实，当代的经典并不是当代人所能定义的，能够真实反映生活原貌的作品，已经算得上是有益的作品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毕竟有限，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太多的未知值得我们去探究。王侯将相的故事固然以其波澜壮阔引人入胜，而小民的命运也不失其平凡的珍贵。
也许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即在此间。
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却又超脱于这个时代的叙述，一条河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