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知识分子的前世今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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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妄说之”和“姑妄听之”，是电视知识分子与其受众之间的确切关系。

在审视“传播知识信息(这里也包括上电视――笔者注)是‘那些学问做得不够好的人’做的”这一假设时，法国学者巴勃罗・延森等人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承认分析指标支持‘做学问好的人’，那么我们的研究清楚地否定了‘传播知识信息是“那些学问做得不够好的人”做的’这样的假设。首先，随机抽样的结果显示，广泛传播知识信息的科学家较其他学者具有更高的学术职称。第=，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学术地位越高，就越可能广泛传播知识信息。而且，学术记录越好，就越可能参加与产业方面的合作。”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运用电视批判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消解了否定电视传播的前提，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之所以如此与电视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他的如下观点加以解释：“有限生产场域的主体性取决于其发挥一种特殊市场功能的能力，这种市场提供一种特殊文化类型的稀缺性和价值，而与经济稀缺性和讨价还价的商品价值无涉。换句话说，一种场域越是具有发挥其追求文化合理的能力，每个生产者就越要以追求具有该场域自身价值的文化持久性特征为导向。”换句话说，对电视来说，知识分子所争取的不是为拒绝而拒绝的清高身段，而是保持自身言说完整性的自由与尊严。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同样离不开大众媒介推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和谐。法国学者埃莱娜・埃克根据其法国经验指出：“在整个20世纪，伴随着视听媒体卓有成效的发展，那些不同的态度最终转化为同一个愿望，文人学者们希望通过在他们自身的精神领域的演绎，能赋予那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经验以新的内涵。由于那些不同的态度和视听媒体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分析和那些预知的言论，因此这也证实了过去和现在他们都体验到了要协调理论和实际应用是十分困难的。同时，由于有了听众和观众的缘故，他们也一直需要通过广播和电视来定期地与听众及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他们时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节目的制作人或创办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思考是否只存在着文人们对视听媒体那种夹带着不安和讽刺的蔑视，而事实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文人学者们一直都在努力适应媒体的原因。怎么，对于广播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吗?视听非常仓促地将这两种媒体结合在一起，不过文人学者之间的那种关联却与之大相径庭。

还有，那些发挥着各自作用的、目标各异的专业机构虽然看上去似乎和文人们的领域丝毫沾不上边，但它们应该用自己的办法，让文人们敞开心扉，高谈阔论。”

在王鲁湘先生看来：“对上电视的知识分子的责难，很大程度上，我说直接点就是嫉妒。怎么偏偏就让他上电视啊，怎么偏偏就让他得名得利了啊，我比他差哪一点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啊!没错，研究红楼、三国，肯定有比刘心武、易中天更牛的人，电视台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为什么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符合电视的特性。”陈丹青先生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我倒是想，讨厌电视学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电视吧?而中国民众未必不喜欢高深的内容，未必听不懂――人民还没被启蒙，但谁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呀!”

在笔者看来，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电视节目能够担当起学术成果的职能。充其量，电视只是将观众导向文化的一个桥梁，而并非安顿思想的家园。公众若透过电视来评价学者的学术能力在某种情况下是存在风险的，“内行”学者则更不应采取此种评价方式。“姑妄说之”和“姑妄听之”，是电视知识分子与其受众之间的确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