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绣:男绣娘和斗牛士的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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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绣、蜀绣、湘绣一比较，粤绣在整体风格上则表现为布局紧凑饱满、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迥然有异于其他“三绣”。

“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粤绣，是在广东东莞老街上的一家礼服铺子里。在那家不大的店中，整整齐齐摆满了身着龙凤裙褂和各色旗袍的塑料模特。其中最抢眼的是一套大红色的雕金琢银的龙凤裙褂：不仅主体上布满了龙缠凤绕、蝙蝠鸳鸯等图案，甚至连领口、袖口也丝毫不肯放松，密密匝匝镶滚着祥云和花枝等图案……裙褂上所有的图案一律都是以金线、银线、珠片，手工缝制而成。其花样之繁复、针脚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龙凤裙褂虽然常见，却很少会有人将它与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粤绣联系起来。的确，中国的刺绣就和它们所产生的古老朝代一样，美丽、神秘，同时也陌生、遥远——粤绣自然也不例外。

没有最华丽，只有更华丽

顾名思义，“粤绣”，就是指产于广东地区的手工刺绣品。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其中，广绣绣品色彩变化细腻，历史上多用作朝廷官服等贡品，而潮绣绣品则色彩鲜艳浓烈，多用作戏服及寺院、庙宇、戏台的陈设品。

但广绣、潮绣在风格上的这种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与苏绣、蜀绣、湘绣比较，粤绣在整体风格上则表现为布局紧凑饱满、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迥然有异于其他绣种。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从自然地理因素上看，广东深处岭南腹地，历史上受到中原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小，加上地处亚热带，温热湿润的气候特点也易于形成当地“大胆粗犷”的审美观；与此同时，与黎族织锦同源的粤绣还深受广州版画和佛山剪纸艺术的浸淫影响，创造性地发明了“留水路”、“垫高绣”等独特针法，从而形成了粤绣图案凸出绣面数厘米等“壮举”。

“留水路”是粤绣独有的技法，具体是指每一个相邻的刺绣面积间，起针和落针之间，会留出0.5毫米左右的等距离，形成镂空的线条，从而在花瓣、鸟羽间留下一条清晰、均齐的“水路”——既能使前后层次更突出，也能使绣面上的主体形象更醒目。“垫高绣”则属于粤绣中潮绣一派的“独门绝活”，也就是根据纹样要求，在绣底上铺贴一些棉絮，然后绣上金丝绒线，使绣物形成浮雕一样的立体效果。据说，垫高绣的凸起部分，最高可达１寸（3.33厘米），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赏都令人拍案叫绝。

俗话说“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粤绣的熠熠生辉，当然也离不开它在用料选择上的另辟蹊径和独树一帜：除丝线、绒线等基本用线之外，粤绣还大量采用孔雀毛或马尾捻缕作线，不少绣品甚至还采用金线、银线织就——也即“钉金绣”，或称“盘金绣”。所用金银线有“土金”（国产的）和“洋金”（进口的）之分。

历史上，突出远效果的舞台戏服常常选用较粗糙的“土金”绣；而讲究近距离欣赏的褂裙与画幅，则往往采用“洋金”绣。而今天“钉金绣”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广东本地新娘出嫁时所穿的龙凤裙褂上的刺绣。

不止是用线，粤绣对绣底材质的选择也极尽奢华之能事，撇开普通的绒布、丝绢、绸缎不说，在18世纪中期，粤绣还产生了“皮金绣”，一种底层多以羊皮金作衬的纳丝绣……

“男人执针”的“花佬”时代

也难怪当时会产生诸如“皮金绣”这样铺张奢靡的粤绣品种，纵观粤绣的发展年表，在18世纪中期的清朝，粤绣正处在它最辉煌的高峰时期。追溯粤绣的历史，关于粤绣产生的最早年代人们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然而从唐人苏颚《杜阳杂编》中“唐永贞元年（805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的记载可以推知——到唐朝时，粤绣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发展到明代，粤绣已经成为民间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相传，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粤绣从此扬名海外，渐渐成为葡萄牙、英、法等国宫廷和皇室、贵族们宠爱的服饰品，每年均有不少产品输出国外。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更加促进了粤绣的发展。

就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订单雪片般纷飞而至时，五花八门的绣行也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广州成立了刺绣行会“锦绣行”和专营刺绣出口的洋行，对于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规格、绣工价格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潮州也成为粤绣的重要产地，有绣庄20余家，绣工5000余人，绣品通过汕头出口泰国、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光绪年间（1875～1908年），广东又成立工艺局，在广州举办缤华艺术学校，专设刺绣科，致力于提高刺绣技艺，培养人才。

不难想象，此时粤绣的绣工队伍一定是人才济济、洋洋可观。但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这个偶然事件，也许一时半会儿人们还不会留意到粤绣区别于苏绣、蜀绣、湘绣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绣品曾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出人意料的是，大幅潮绣挂屏《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众多展出作品都获了奖——更令人惊讶的是，完成这些参展绣品的24位“绣娘”竟然清一色全是男性，一时震动全城。

不光潮绣，历史上广绣绣工也多为男性，他们有个统一的称谓：“花佬”。那时候习惯上把“花”字读成“些”音，所以“花佬”也被读作“xie lao”。花佬的出现，早在乾隆年间成立锦绣行时就已经有了：“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当时的粤绣业，门风极严。不仅有“入行者必须为男工”的规定，而且在技术传承上也流传着“传男不传女”，以及“同一时间内限收2名学徒，学期至少4年”的行规。而花佬的亲属如老婆、女儿，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算作“从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