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谈工行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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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总量控制对工行的利润不是没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我们抵御未来资产质量劣变的能力是很强的 ・中国不仅应该搞资产证券化，而且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我们将积极探索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向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延伸发展的新模式

・信贷总量控制对工行的利润不是没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我们抵御未来资产质量劣变的能力是很强的

・中国不仅应该搞资产证券化，而且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我们将积极探索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向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延伸发展的新模式

当内外纷繁因素交错，中国经济面临决策“最困难一年”时，GDP高速增长渐显放缓之势。处于持续宏观调控下的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安然跨越发展路途中的沟坎，保持较快的成长步伐？在众多国际金融机构身陷次贷危机，不断作出资产减记或寻求外援时，中国的商业银行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是继续扩展，还是暂停休整？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码：1398）行长杨凯生对此回答道：“当前的金融环境更加复杂和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银行未雨绸缪；“次贷危机的根源并非资产证券化本身出了问题，切不可因噎废食，应当吸取教训，加快中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在接受《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专访时，杨凯生对工行资产结构、盈利结构转变带来的结果相当释然，对工行综合化经营方向秉持依旧，对工行拟控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传闻则不置可否。

盈利模式能否持续

《财经・金融实务》：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很多。人们对下一步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预测，有时甚至还能听到一些对目前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同的声音。你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不会有所调整？

杨凯生：从去年以来的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看，中央作出的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定是正确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已经和正在对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起到积极作用。

也应该看到，当前要实施好从紧的货币政策，也面临较以往实行宏观紧缩政策时更加复杂的局面，也就是说，与1988年-1989年相比，与1993年-1994年相比，同样是需要紧缩，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要更复杂，不确定性更多。

在国内，一方面，今年一二月份，CPI涨幅达到了11年来的新高。这表明，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的风险仍然不小，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取向不能轻易变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某些方面由于供给不足引起价格上涨，为了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尤其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的提高，又可能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它使得宏观调控面临着既不能轻易松动，也难以进一步简单收紧的两难抉择。

在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已经使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如何正确估量美国经济减缓甚至衰退可能对我国目前偏快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冲抵效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仅仅考虑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显然还是不够的。美国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衰退，不断采取降息等各种增加流动性的措施。这对我国紧缩货币供应，收紧流动性的努力又会形成多少压力，也并不容易估量。它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面临既不能松动银根，也难以完全和美国等经济体逆向操作的两难考验。

目前，无论整个宏观调控，或是具体的货币政策实施，都是既不能松动，又难以再紧。我们应该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那样，既要继续贯彻从紧的货币政策，坚决把通胀的风险控制住，又要冷静观察和及时研究应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中更加注意审时度势，合理把握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财经・金融实务》：去年整个银行业都实现了很好的盈利，但是，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后，这种局面还能不能持续？工行今年的盈利会不会受到影响？

杨凯生：这主要取决于各家银行的资产结构和盈利结构。十年前，信贷资产占工行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存贷利差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都超过90％。如果到今天，我们的资产结构、盈利结构依然如此，哪怕信贷资产比例再低一点，如百分之七八十，那么，紧缩的信贷政策对我们的影响肯定会比较明显。

但是，工行早在五六年前，已经主动开始调整资产结构和盈利结构。这些年来，我们有意控制信贷增长速度，连续五年信贷增长只有10％左右。目前，在我们8.7万亿元总资产中，信贷资产占比仅为45％左右。我们的存贷利差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亦如此，贷款形成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现在已经低于48％。因此，我认为，不同的银行，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感觉各有不同。信贷紧缩会造成银行存贷利差收入的减少，但是，这对信贷资产只占总资产45％比例的工商银行，影响恐怕会比信贷资产占比大的银行要小一些。所以，信贷总量控制对工行的利润不是没有影响，但是，影响有限。

《财经・金融实务》：对工行的资产质量会不会产生影响？

杨凯生：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好坏主要看企业的还贷能力，而企业还贷能力在宏观调控中会不会降低，与银行的客户结构密切相关，取决于他们能否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我想，在紧缩环境下，在宏观调控过程中，那些还贷能力下降的、资金感到紧张的，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

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调整信贷结构，在主动防范可能出现的行业或企业违约风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从工行对信贷资源的配置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执行“总量控制、有进有退、优化结构”的信贷策略，不断完善与国家产业政策相衔接的信贷政策。工行几年前就制定了20多个行业的信贷政策，把企业分为积极进入类、限制进入类、禁止进入类。工行较早明确了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那些与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的企业应采取的信贷政策。前不久，我们和中介机构合作，对我行信贷资产质量做了压力测试。结果表明，只要国民经济能保持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例如GDP的增幅在8％-9％左右，工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就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GDP增长8％也正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预期目标。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已经实施了从紧的信贷政策，但是，工行不良贷款数额和比例都是下降的。这些数据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客户结构在此轮调控中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

与此同时，近年来，工行还突出加快了“绿色信贷”建设，对客户作了新一轮环保评估，目前已对82％的企业加注了环保标志，以此作为新贷款是否投放，原有的贷款是否需要加快回收的重要依据。应该说，工行的信贷政策保持了与宏观调控方向的一致。这使得我们面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感到压力较小，对工商银行可持续增长保持了信心。

《财经・金融实务》：外界比较关注紧缩形势下，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可能出现劣变的情况，例如从可疑类贷款变为损失类贷款的情况。

杨凯生：我认为，更应该关注的还是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以及拨备计提是否充足。仅仅关注不良贷款结构的变化并不说明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在既定的不良贷款比例下，所有不良贷款全都纳入损失类统计，也未必是坏事，这说明这家银行的拨备是完全充分的。因为损失类贷款需要百分之百计提拨备。只要将来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收回了一分钱，就可以回拨一分钱的损失拨备。这对夯实盈利基础显然是有利的。反之，如果把大多数不良资产纳入次级类、可疑类统计未必是好事，因为拨备可能不充分。工行目前的拨备非常充分，这不仅表现在我们2007年底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百，还表现为在整个拨备中，一般计提的比例在增加，专项计提的比例在减少。所以，我们抵御未来资产质量劣变的能力是很强的。

资产证券化不可因噎废食

《财经・金融实务》：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许多著名金融机构遭受了损失，危机何时见底，尚无定论。你认为这轮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有多大？

杨凯生：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有限，但启发不小。所谓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我们直接持有的次按债券的数量不大。工行持有的次级债的总量约12亿美元，占所有债券投资的比例很小，占工行总资产的比例更小，只有0.1％左右。并且全部为第一留置权贷款支持债券，评级都在AA以上。此外，我们对次贷债券的浮亏已足额提取了拨备，对利润的影响也很有限。所谓启发不小，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管控银行的风险，特别是为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机发生后，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就是简单化地认为资产证券化很危险，中国银行业的管理水平还不行，没有能力做好资产证券化业务。这样的观点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中国不仅应该搞资产证券化，而且应该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财经・金融实务》：依据何在？

杨凯生：原因有三个。第一，当前国内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但是，无论哪家商业银行，都经不起每年贷款百分之十几的增加带来的资本压力。如此发展下去，用不了两三年，目前资本充足率表现不错的银行就会接近警戒线，这几年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成果就会受到挑战。难道每隔几年就来一次再融资？市场不会允许你无节制地再融资，而且股本融资的成本是很高的，股本回报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国外的银行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呢？他们一方面靠盈利结构多元化，尽量发展经济资本占用少的业务；另一方面是靠资产出售，特别是贷款转让，而贷款转让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资产证券化。我国目前缺乏贷款转让的市场环境，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

第二，资产证券化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产品，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工具，不至于使众多的投资者全都去追逐股票，这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这一技术实际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将所有风险都集中于银行体系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

《财经・金融实务》：你刚才谈到了资产证券化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意义，那么，在次贷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杨凯生：我认为，发生次贷危机并不能归咎于资产证券化本身，关键是产品的机制设计是否合理。比如，设计证券化的资产包应该有可预期的现金流，而资产包第一次证券化出售给投资者的较高层级的价值如果小于这个现金流，那么，总的说来，这个证券就是安全的，其余价值应由证券化发起人作为次级债券自己持有。

也就是说，出售给投资者的资产包证券化的发行面值及预期收益，与资产包实际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恰当，证券化分层是否合适至关重要。如果10亿元的贷款就发10亿元的债券，然后统统卖给投资者，一旦其中有一笔贷款出现问题，整个资产包就可能出问题。当然，优先层级的债券持有者情况会好一些。如果还要再次打包证券化，层层叠加，多层链接，加之出现问题后，大家又纷纷采取简单化的避险措施，就会导致市场恐慌，风险就会在短期内迅速爆发。

《财经・金融实务》：你刚才分析了次贷危机的技术原因，但是，许多成熟的金融机构却因次贷危机而泥足深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杨凯生：我想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看到次按债券既有高收益性又具有高流动性，误以为关键时刻，可以把风险及时转让给别人。这种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当市场整体缺乏信用之后，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就好像氧气的存在，通常人们是感觉不到的，但缺氧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

信用亦然。当它存在的时候，人们或许感觉不到，一旦发生信用危机，大家都会纷纷采取紧急的避险措施。在此期间，市场出现了众多不理智的避险行为，加之信息传播很快，风险就会急遽扩散，流动性就会丧失。目前，风险已经从次级债扩展到其他信用领域，就是这个道理。

《财经・金融实务》：我们知道，你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任上，就曾推出了资产管理公司第一个不良资产的证券化产品，拥有一定的经验。你认为我们在推行资产证券化时该如何趋利避害？

杨凯生：我认为，中国在设计资产证券化产品时，尤其是在首层证券化时，证券真正出售的数量与资产的账面值要有合理的比例关系，要让证券的发起者自己持有部分高风险级的证券，即次级层的证券，这就可以使市场上流通的证券的风险处于较低状态。建议在初期不要搞多层衍生，以防止通过杠杆效应使风险无限扩大。

《财经・金融实务》：刚才你谈到资产证券化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有人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资产证券化有可能成为银行逃避信贷规模管理的手段――借助证券化，银行可以把旧的贷款卖掉，然后发放新的贷款，此举恐怕不利于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此，你怎么看？

杨凯生：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只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点的管理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是否应该推进资产证券化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所谓资产证券化，就是把原有的不便出售的资产标准化、等分化，然后出售给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即便不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其投资能力依然存在，仍然会从事其他的投资。

不过，目前我国正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确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银行出售了证券化的贷款后，其可发放贷款的规模和能力有可能得到增加。对此，监管部门应给予关注，如果有必要，可以将银行的证券化资产，按照一定的比例纳入贷款规模予以管理。我认为，为了鼓励中国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推动直接融资，分散银行业的风险，按一定比例纳入信贷规模管理的做法可以设计得科学合理一些，这在技术上并不十分困难。

综合经营快与慢

《财经・金融实务》：目前虽然政策尚未完全放开，但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在综合经营方面迈出了不小的步伐。尽管许多银行家都在为综合经营不断呼吁，但亦有人认为，中国银行业在综合经营方面走得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些。你怎么看？

杨凯生：我国的商业银行已经在逐步开展综合经营，的确有不少人对此心存疑虑，担心银行在综合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防范。

首先我们应该分析究竟存在哪些风险。在我看来，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风险体现在资金运用上，即银行在综合经营过程中，银行的资金――多数来自公众的存款――会不会源源不断地、无节制地流向其他业务，比如证券、直接投资等高风险业务。我认为，这个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要求相关业务主体都是独立法人，对相互的资金往来加以严格限制，有的需要绝对限制，有的可以限额管理。在IT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另一个风险是信誉风险、道德风险。比如，银行既有自营业务，又有代客业务的情况下，两者的利益是否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克服的办法就是建立严格的防火墙。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还可以更解放一些，步子也可以迈得更大一些，以便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综合经营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些。

《财经・金融实务》：请你谈谈工行综合经营方面的情况。它能给你们的经营带来哪些好处呢？

杨凯生：经过多年不断尝试，工行在综合化经营方面已初步取得成果。从2002年我们率先在中资商业银行内部设立投资银行部以来，我们已经拥有合资基金公司、独资租赁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牌照，也做了很多以往商业银行不曾涉足的业务，逐渐形成了“工行投行模式”。去年仅工行内部，非牌照类，非法规所限制的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收入就高达45亿元人民币。

银行综合经营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客户共享，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综合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其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而这是其他单一经营的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这既是提升为社会公众的服务能力，也是增强我们自身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财经・金融实务》：你提到工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迅猛，也有人士认为，工行的投资银行没有分立，恐怕不利于风险的防范，不知你怎么看？

杨凯生：仅仅因为我们的投资银行部是银行内的一个部门，就推断其风险无法分散的看法，我并不认同。我们目前从事的投行业务，都不涉及工行的资金，他们主要从事财务咨询、项目融资顾问、企业重组并购顾问、上市发债顾问、企业信息服务等业务。所以，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财经・金融实务》：不知工行与高盛的合作进展如何？大家普遍关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对工行的综合化经营是不是也有很大帮助？

杨凯生：我们与高盛在七个领域有多项合作。比如在资金交易领域，双方就以联合交易产品开发为重点，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衍生产品、货币期权产品及外汇结构性产品的研发合作。在风险管理方面，我们曾经请高盛的首席风险官对工行提出过全面的风险管理建议。目前正在为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建立具有工行特色的市场估值系统。

这一系统主要是针对债券投资和衍生产品，特别是后者，进行市值估价。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他们则会为我们提供诸如投资对象的尽职调查等财务顾问服务。此外，我们与安联在银保、网上保险、电话保险，与美国运通在信用卡新产品开发等方面都开展了密切合作。相信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的综合化经营带来良好的效果。

《财经・金融实务》：此前有消息称，工行拟斥资200亿元控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其作为工行综合经营的平台，能否介绍一下此事的最新进展？

杨凯生：哪里来的传说？华融公司近几年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成效比较显著，除政策性收购处置的缺口（将由国家承担）尚未完全解决外，没有什么包袱。但如果说到银行收购资产管理公司，则必须取决于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方案，取决于政策的许可。

《财经・金融实务》：和其他银行比起来，工行在进入证券、保险等方面似乎比较谨慎，落后于同业。今后工行在综合化经营方面有什么战略？

杨凯生：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工行明显落后于同业”指的是什么。

在工商银行的发展战略中，金融业务的综合化经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已经成立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涉足资产管理、成立金融租赁公司拓展金融租赁业务，只要监管法规允许，我们将积极探索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向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延伸发展的新模式，增强各项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这些设想已进入工商银行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中。当然，最终这一切都取决于监管规定的调整。

《财经・金融实务》：工行在信用卡业务方面是否有成立专门公司的打算，会不会合资？

杨凯生：我们现在没有成立信用卡公司的打算。因为信用卡业务与工行的主体业务，如个人金融业务，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认为信用卡业务必须依附于工行的母体，水融，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财经・金融实务》：在私人银行领域，工行似乎更愿意“自食其力”，而非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与其他银行不太一样，不知这一理解是否确切？

杨凯生：是的。因为私人银行是高附加值的业务，且工行具有强大的客户基础，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把它做好。

《财经・金融实务》：近期，市场曾有传闻，称工行拟通过增发补充资本金，继续海外收购，是吗？

杨凯生：不能简单听信市场传言。我们目前的资本充足率依然比较高，截至目前没有研究过再融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