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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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键词: 赋； 禹贡； 皋陶谟； 对话体； 篇末作歌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3-0083-04

基金项目： “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胡大雷，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关于赋的起源，前人论述详矣，总括而言有出自诗、骚、诸子、隐语四途，今拈出赋出自《尚书》一途，是从赋的命名、赋的对话体及篇末作歌的结构入手的探讨，以下试论证之。

一、 赋的文体命名与《禹贡》

钱钟书曾论经典如“易”、“诗”、“论语”之一名多义的情况［1］1。其云：

《论易之三名》：“《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按《毛诗正义·诗谱序》：“然则诗有三训：承业，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文体的路径，即如何从文体命名、文体释名的多方面来考察文体的性质、功能等，由此，我们可以寻找赋的文体渊源。

一般来说，早期文体命名是由“做什么”来实现的，如宋陈骙《文则》论及《左传》的“八体”［2］37-41：

春秋之时，王道岁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周灵王命齐侯），二曰“誓”谨而严（晋赵简子誓伐郑），三曰“盟”约而信（亳城北之盟），四曰“祷”切而悫（卫蒯聩战祷于铁），五曰“谏”和而直（臧哀伯谏鲁威公纳郜鼎），六曰“让”辩而正（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颍），七曰“书”达而法（晋叔向诒郑子产铸刑书书），八曰“对”美而敏（郑子产对晋人问陈罪）。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八体”中的“命、誓、盟、祷、谏、让、对、书”都是行为动作本身，即命令、发誓、结盟、祈祷、劝谏、责让、回答这些行为动作，而这些行为动作本身形成的文字就被命名为“命、誓、盟、祷、谏、让、对”诸文体，“八体”中的“书”，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文体的意味有所泛化，书写这个动作产生的文词都可以称之为“书”，而此处的“书”是狭义的书信文体。

赋，田地税，泛指赋税。《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伪孔传：“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又指征收或缴纳赋税，《孟子·滕文公上》：“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从时间上说，这是“赋”的最早的一个义项，似乎“赋”的这个义项与作为文体的赋没有关系，实则意义巨大。我们可以看到《禹贡》对赋这一文体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尚书·禹贡》是古代最早的系统全面记载我国古代地理的专著，首言“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3］523，然后按九州记录其山川、土壤、物产等，并给各州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各州贡赋的高低，每州之末叙述该州输送贡赋的路径以作结。我们来看宋玉《高唐赋》的叙写，当宋玉称高唐“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称说的就是山川物产，于是楚襄王说“试为寡人赋之”（萧统纂，李善注《文选》），以下展开赋的对高唐的铺叙。以下再来看一些著名大赋的叙写，大都依方位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等。如《子虚赋》载，齐王让子虚言楚之外泽，子虚对曰（萧统纂，李善注《文选》）：

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先叙山川、土壤，又以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分叙物产。以后的京都赋，对象在城市，但也有城市地形、宫殿建筑之类的叙写，班固《两都赋》之叙“西都”详于叙“东都”，张衡《二京赋》之叙“西京”详于叙“东京”，因为作者的笔墨重在盛赞后者的礼仪文化。这些赋作中的铺叙除却了给田地划分等级及划定贡赋的高低这样实用的成分，但城市地形、宫殿建筑亦是有高下之分的。更有意思的是，左思《三都赋序》既说自己的赋对汉代赋作叙写山川、土壤、物产的继承，又明说对《禹贡》的学习继承，其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文选》李善注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虞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定其肥硗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贡赋之法也。

因此，赋的文体命名应该是由缴纳赋税这个动作行为的意味而来，缴纳赋税依山川物产而实行，赋则是依山川物产而叙写，于是，缴纳赋税的“赋”成为文体的“赋”。

又，作为文体的赋，也有“上贡”一途，班固《两都赋序》谈到汉代的赋创作云（萧统撰，李善注《文选》）：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日月献纳”，就有“赋”作为征收或缴纳的遗风或影响。

二、 赋的对话体与《皋陶谟》

赋的“客主以首引”之类的对话体或许更早来自《尚书·皋陶谟》。《尚书·皋陶谟》之“谟”，伪孔传：“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谟”（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皋陶谟》云：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3］393。

伪孔传：“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弼其政”（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以下是帝舜、禹、皋陶之间的讨论、谋划，最后又有乐正夔参与讨论、谋划。谟，计谋；谋略。文中主要是“谟”体后世不常用，但以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原则是体现出来了。而“谟”几个人相互讨论谋略的形式，即对问体的格式却为后代所沿用，赋的“客主以首引”也可以是一脉相承而来的。

以后，诗歌作为外交的工具，《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这是说，春秋时候，列国大夫出使聘问是赋诗言志，或用于酬酢，或用为媒介，以办理外交上交涉。《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汉书》），即说的是这个意思。赋诗，一般不是外交官自己唱诗，而是指定诗篇，命乐工奏乐演唱，断章取义地利用这个别诗句来暗示自己的意见、要求或态度。

《左传》中就记载了不少外交赋诗的事例。比较典型的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晋国韩宣子聘于郑，回去时，郑六卿为他饯行，韩宣子让郑六卿各言其志，以见郑国的意见。子齹赋《郑风·野有蔓草》，表示与宣子相见很高兴。子产赋《郑风·羔裘》，以原诗称赏人之勇武正直称赏宣子。子大叔赋《郑风·褰裳》，以表现男女爱情表达晋、郑关系，意指晋如亲郑，郑必亲晋，晋如不亲郑，郑即亲近他国。子游赋《郑风·风雨》，取风雨之中与所爱之人相见，很有安慰。子旗赋《郑风·有女同车》，以美好而有风度称赏宣子。子柳赋《郑风·萚兮》，借诗意表示宣子倡我将和之。宣子赋《周颂·我将》作答，谓晋敬畏天命，志在靖乱，保护小国。宾主双方都以《诗三百》的作品，顺利地、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外交赋诗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仅《左传》襄公年间所载就有十二例，如《襄公二十七年》（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卬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卬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朱自清解释说：

这里赋诗的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称美赵孟，联络晋、郑两国的友谊。赵孟对于这些颂美，“有的是谦而不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原注：顾颉刚语）。只伯有和郑伯有怨，所赋的诗里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是在借机会骂郑伯。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又，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4］205。

从上述所引我们知道，外交赋诗的赋诗言志，是一种对问体，一来一往，这也是一种“谟（谋）”，《皋陶谟》的“谋”是自己内部的，外交赋诗的“谋”是与对方的。而屈原作品之所以称为赋，或许也与《史记·屈原列传》所称屈原的“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身份有关，“应对诸侯”就是要赋诗言志。当宋玉的作品称为赋时，那么把其前辈屈原的作品也称为赋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文体的赋也是从赋诗言志的“对问”体演化而来，这就是从赋诗言志到赋物言志或赋事言志。如《战国策·楚四》有这样一段文字：

孙（荀）子为书谢曰……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韩诗外传》所录亦是如此，本来“赋曰”云云是《荀子·赋篇》末尾的一段文字，现在又是“为书谢曰”，又是“因为赋曰”，成为对问体了，其结构即先有一个大故事的客、春申君、荀子的对话，再到荀子的回话。而由其中的“因为赋曰”可知，赋作为文体成立了；或者说，赋成为文体名了。“因为赋曰”即是说，“赋”是作为一种文体被创作出来的，这正是赋正式形成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三、 赋与《皋陶谟》的篇末作歌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归馀于总乱”为赋的结构形式，这是赋的又一文体特征。楚辞有“乱曰”，《荀子·赋篇》末有佹诗、小歌，汉赋中仍有延续，如汉武帝《李夫人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温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蔡邕《述行赋》；又或为贾谊《吊屈原赋》的“谇曰”（又作“讯曰”），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时引张晏曰：“谇，《离骚》下章‘乱’也”。又或为董仲舒《士不遇赋》“重曰”。又或为张衡《思玄赋》“系曰”，《文选·思玄赋》旧注曰：“系，繫也，重繫一赋之意也”。但汉赋的“乱曰”又有被篇末诗歌替代的趋势，如班固《两都赋》，赋至“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但主人不允许，曰：“复位，今将授子以五篇之诗”等。

《皋陶谟》记载帝舜、禹、皋陶之间的讨论、谋划，结束后，乐正夔奏乐，帝舜有歌［3］477：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看到上述“庶尹允谐”的“谟”，于是有“帝庸作歌曰”，此处的“作歌”，是对帝舜、禹、皋陶之“谟”的一个总结。《尚书·皋陶谟》以对问体的格式记载帝舜、禹、皋陶之“谟”，最后有一个总结之“作歌”，赋作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或许在上古氏族社会，首领间的议事最后以歌作结，而《尚书》所载帝舜诸人的作歌，正是上古遗风。

上述《皋陶谟》所载，《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依《史记》所载来看，更有篇末总结之义，更像是“乱曰”或赋末诗歌的先声。

《尚书》即上古之书，本是记言的古史，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尚书》始。而以《尚书》来考察赋的起源，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1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陈 骙.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 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 2005.

［4］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