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学术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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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听了一场学术报告，海报上开列了报告人的十多年头衔，有省字号的、有国字号的，但听了之后觉得此君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于是想到了如何做学问的事情。

如今的学者想“出大名”，基本上都是走的以下路径：先在单位混个一官半职，争取多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最大限度积累人脉，然后再报从地厅级到国家级的各种课题。报课题之后接着就是“跑课题”（这是大学、研究机构一个专用术语），约这个吃饭，给那个送礼。课题到手，胡乱发几篇文章或拼凑一本所谓的专著，反正现在为钱不为质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遍地都是。“成果”出来了再跑结题的事，关系到位才提交材料。地厅级课题如此操作，省部级乃至国家级课题也这样操作。一个人做得七八个课题即可报高级职称，评几级教授，做教学名师，成为所谓的“名学者”。有些会操作的人，做地厅级课题是那些论文，做省部级、国家级课题是那些论文，报职称、当教学名师还是那些论文，顶多换个题目在学术报刊重新自费发表一下。

我喜欢早些年做学问的环境，那个时候发论文不要钱，还有稿费，加上学术刊物不是很多，这就使得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能够挤过去的一般都是相对优秀的。其时的人评教授的绝大多数都比副教授水平高，评副教授的一般都比讲师水平高。谁获得了高一级职称，别人看他的目光满是崇敬之情。现在呢，一些专心做学问、搞科研的人评不上职称，某些不要脸皮、东抄西抄的人反而成了所谓的“教授”、“博导”、“名师”，反正现在一些所谓学术论文与专著少有人关注，即使抄袭也不一定被发现。

从某种意义说，如今的一些学者，他们没有资格叫学者，只能叫学术活动家。这些人要知识没知识，要创造性没创造性，他们唯一擅长的是做所谓的课题、捞取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被人称为巴金研究权威，却没有认真看过《家》《春》《秋》，不晓得巴金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系；被叫做某方面的杰出科学家，却没有一个基础科学方面的新理论或应用科学方面的发明专利，不能创造丁点儿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这些年，我们的科研投入在全世界的排名节节上升，科研绩效却不明显，就是由于长于交际的学术活动家太多，认真做科学研究的学者太少。

学者越来越少，学术活动家越来越多，固然跟学术道德有关。如果一个学人甘于寂寞，立志做传世的学问，我想无论外界的诱惑大到什么程度，他都不会动心。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某些政府部门的隋政思维。评价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非常费事，要组织人论证，要调查实效，要给出定性的评价，而评价课题只要看它是什么级别、是否重点就行。只是，课题优先的科研评价取向，方便了某些官老爷，却苦了那些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

这些年，有关民国学人的治学一直是个热点，我们之所以回望民国学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国学人是活在学问中，而不是活在千奇百怪的课题中。他们的出名都是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独到的研究，为他人所不及。

学人是一个相对被动的群体，要让学人立志做学者而非学术活动家，我们其实无须在学人身上动多少脑筋，只要某些政府部门改变一下科研评价机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