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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爱书之人通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愿意把书外借他人。河北的朋友韩大星,最近在整理其父作家韩映山的资料时,说到了一则 关于韩先生爱书、借书的逸事,为书林又添一个佳话。事情虽发生在多年以前,但至今听来,仍令人感慨唏嘘,不禁为之悄然动容。
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作家韩映山对书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把自己珍爱的书,包上牛皮纸外套,安置在书橱里,供若珍璧,秘不示人。从不舍得在书上涂画,也不肯外借他人,就是自己的几个孩子,也不轻易允许翻看。时,同为作家的朋友李克明借了他的藏书《红楼梦》——人文社1957年版,一套两册,精装,橙红色的硬皮封面,内有出自名家之手的林黛玉工笔线描画像,观之极为赏心悦目,是韩先生的最最珍爱之物。半年过后,韩向李反复催要,书还回来时,却赫然发现已面目全非,书页上用红铅笔留下许多记号和批语。见此情状,韩大为震怒,气得浑身发颤!大星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向来温和忠厚的父亲,竟为一本书而发这么大的火气。此后很长时间,父亲都不愿再搭理李克明。爱书之人的惜书之情,只此可见一斑。
大星说,父亲爱书的习惯,是和孙犁一脉相承的。这话没错!韩映山和孙犁一样,都是天下第一等的读书人,他们气质相近,爱好相同,两人相交数十年,感情上的亲近不是一般,人称韩是孙门“荷花淀”派的大弟子。孙韩师徒二人,在对待书的态度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在爱书方面,孙犁堪称一个生动的典型。他曾在自作的《书箴》里说: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藏书家谢其章感叹地说,这是孙犁爱书心迹的真情表露,是一位爱书人的自画像,是藏书人书案前的座右铭。
孙犁爱书的习惯,由来已久,自小就在乡里小有名气。17岁刚结婚那年正月,去往丈人家作娇客。本来吃香的喝辣的待遇很好,还有新媳妇的兄弟姐妹陪着玩,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可谓其乐无穷。但孙犁偏偏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却翻出几部满是灰尘的旧书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也不为所动。这样,村里老年人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年轻的姑娘们则笑话他是个书呆子。婚后居家读书,孙犁通常是把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嘲笑他是“轻拿轻放,拿拿放放。”旧医书上有一种“书痴”的疾病,孙犁承认自己的行为,庶几近之。
孙犁爱书惜书,他所珍重的书,是不愿借给别人的。有人就传言说,到孙犁家里去,千万莫提借书的事。孙犁坦言自己有洁癖,总怕别人借去将书弄脏。比如一部《金瓶梅》,就惹出很多麻烦。他的《金瓶梅》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共24册,两布函,价50元。之前,就常有人想借看,但碍于孙犁的脾气,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有人拐弯抹角问:“我想借你部书看。”孙犁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那也好。”孙犁心里自然清楚:“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对方见此情景,就不好再说话了。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尽属实。对于用处不大,不太喜欢的书,孙犁还是愿意送人,而不要归还的。屋里的书架上,孙犁常备着一些书和杂志,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他就装上封套送给他们。即使是自己喜爱的书,在特殊时刻,孙犁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抗战期间,王林、路一、陈乔等人,都到孙家拿过书。这些书都是孙犁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期间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1964年,韩映山生了病,孙犁到尖山韩的住处看望时,带去了一部自己珍藏多年的旧籍《聊斋志异》,韩把它摆放在床边案头,每当看见它,就觉得一股暖流激荡着身心。孙犁买的第一本《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出的石印本,4函32册,过后,他又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这种民初石印本,在当时的市场上并不多见,异常珍贵,是读书界争相收藏的古籍。后来买的一部小木版的《太平广记》,8套64册,孙犁把它送给了李克明。
一个作家不爱书,而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不爱书,而能搞好文化工作,也是令人怀疑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孙犁就养成了给书包皮的习惯,每当遇到心爱的书,孙犁觉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能心里踏实,看着舒适放心。这个习惯,到老来也不曾有一点改变。后期,孙犁获得“解放”,每天呆在家里整理藏书,利用废纸包装书皮,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并把翻检修整时的所思所想所感,随手记在书皮上,这些写在书皮上的文字,就是孙犁后来著名的“书衣文”。
孙犁平生粗食布衣,在生活上从不讲究,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这种简单的玩法,他也不会,惟对于书,不能忘情。爱书如狂,惜书如命,爱书之情,至死不渝、白头偕老,可谓此矣!孙犁曾形容清代藏书家黄王烈说:“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往返,毕其一生。”仔细一想,孙犁这话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