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意义的批判及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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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勇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不管是古希腊思想家，还是近代欧洲思想家都不否认这一点，即制度的生命力来自于适应并认同这套制度的现代公民，为此，制度应该有塑造公民的能力，这种塑造一表现为规范，二表现为教育。对于前者来讲，通过制度规范那些人成为公民以及公民拥有的权利和规范;对于后者来讲，则是通过教育把国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从而培育出认同国家、遵循制度、接受信仰的合格公民。而在其中，公民教育即是一个典型的形式。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该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因此，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教育既是文化传递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培育的社会化过程。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教育的最基本使命就是传播核心价值，规范人们心灵，从而创造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因为“国家是一种组织，它的运转是由那些已经在历史过程中把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了的利益和价值来推动的”。所以，美国学者杜威就明确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必须拥有通畅、便捷和有效的核心价值传播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教育是重要的正式机制和力量。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①完善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教育体系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分配、传播和保护所产生的作用，使得文化资本的功能得到发挥以及资源得到充分的保护。从理想状态讲，这种教育既是促进人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按照人的心智成长的规律来设计和安排;同时也是塑造合格的公民的过程。公民的培育应该全过程地贯穿于心智的培养之中，并尽力使心智的培育能够很好地配合公民的培育。所以，公民教育不是一个人群教育另外一个人群的问题，而应当是一种全民和全社会的教育，涉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现代社会系统中所有的人都有必要接受公民教育。具体来说，除了学校等公民教育正式途径以外，企业、乡村等非正式场合的公民教育也是重要部分。因为对普通公民来说，日常生活场景更为重要，更容易受到朋友或熟人的经验、他人的生活际遇，以及媒体所传递信息的影响，其教育的形式更有效，更容易出成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民教育就是公民日常场景当中的教育形式。并且，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公民教育所蕴含的文化资本要转化为有效的国家治理绩效，就必须通过国家与社会体系共同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使其接受和认同国家遵从的核心价值、基本观念、生活形态和社会理想。而这种分配的过程既是核心价值和基本信仰分配给社会，塑造与国家制度和精神相适应的合格公民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成员完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因而，这种分配既有国家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一面，也有通过社会教育社会成员的一面。前者通过现代国家体系来完成，后者则通过包括公民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来完成。这两者的有机统一于上面所说的社会化过程。所以，在进行公民教育同时，要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必须发挥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作用。而在这方面，近代以来不少思想家从相关政治哲学角度给予公民教育不同的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主张和建议。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视野中的公民教育

如果我们要考察公民教育政治哲学，不能不提到德国思想家凯兴斯泰纳。作为19世纪末明确倡导公民教育的德国思想家，他的公民教育思想建立在对理想国家和理想公民的描述的基础上。他认为要培育理想的公民，应该对现有学校制度进行改革，用劳作学校取代旧的学校，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设计合理的教材，设立独立的劳作科目，配备专门的技术教员等，他的理论对欧洲各国的公民教育实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各种公民教育政治哲学和思潮纷纷涌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对于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观而言，它更强调自由和重视权利。虽然自由主义内部有不同的流派，但他们都不否认其理论前提，即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代表以及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尊重个人权利、多元宽容自由等核心价值判断，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公民的自由权利上。所以“自由主义公民权是对公民权的一种独特的构想和制度化，其关注的首要价值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并通过和法治制度将其制度化，保障公民自由的理念得到实现。因此，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强调公民意识的培养，而不仅是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其目的是使未来公民能够产生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现状的意识，形成维系民主社会所需的整套公共价值、政治道德以及相关判断能力与民主性格。其代表人物Guttmann详细列出了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所培养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四个品质:“勇气，守法等一般的德行;独立、开放的社会德行;工作伦理的经济德行以及尊重他人权利，愿意投入公共事务讨论的政治德行。”①但是由于自由主义的个体化原子化的理论假设，以及其对文化与族群等因素的忽视，从而引发了其他流派对其进行批评。与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不同，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更加强调公民认同和共同个体意识。基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子化个人，尤其是反对其对共同体利益和公共福祉的忽视，强调共同体善与公民美德以及将个人与社群有机融合起来，“个人是通过他或她的角色来识别，而且是由这种角色构成的，这些把个人束缚在各种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和通过这种共同体，那种人所特有的善才可能实现”。(在个体融入和参与社群和共同体过程中，在诸如政党、社区、教会等社群集体生活中获得了善和美德的体验，进而获得了社会成员资格。而公民身份是最重要的成员资格，公民对社群的认同以及公民德性保证了公民身份的实现。总体来讲，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社群，其基础是共同身份、相互负责、自治、参与及整合”。其代表人物为泰勒(tayor)和麦金泰尔(Macintyre)。他们强调以共同体成员生活的环境为基础，通过公民的积极主动实践来培养共同体成员对社群公共利益的认同，进而形成具有公民德性的现代公民。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认为培养公民对社群的认同极其重要，因为“人们不仅把自己看做是与社会单位相联系的个体，并以此回答‘你是谁’的问题。他会说，除此外，‘我还属于’……社群不仅是一种相对与其他人而言的感情上的归属，它因此而深深进入了认同”。这样，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就与认同概念联系起来，社会成员通过对公共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来实践公民美德，同时也形成了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实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由于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过分强调其共同体内部共同价值观的培养，这样就可能导致对共同体之外人群尤其弱势群体的排斥，从而消弱了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观的合法性，就如威尔•金里卡所说:“对边缘群体的排斥似乎是社群主义所面临的独特困难。”)所以詹姆斯•阿瑟(JamesArthur)和乔恩•戴维森(JonDavison)对社群主义公民教育评价也就显得很中肯，“它强调角色，以社会机构的‘调和的’功能的观点为根据，相信社会作为整体是可教育的，其好处在于不把自己仅仅限于一套社会规范的传递，而是强化每个人的民主和参与的精神;其坏处在于会造成多数主义，强化对多数人的道德立场的接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其后多元主义文化公民教育对于弱势群体的强调和关注。与以上两种思潮并行的还有强调践行公民德性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共和主义包括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主要指雅典和古罗马古典政治时期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民美德，从而保障了当时共和国体制得以实现。而现代共和主义则基于民族国家的场景，推崇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①基于此，“公民们拥有一种那个参加社会活动的倾向，这些活动支持了并维持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所以，共和主义者认为，公民在共同政治生活中主动体会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则，行使公民的权利，实践社群公共利益，从而使得公民的德行得以实践。②普诺特(pratte．Richard)认为公民德性是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公民的先决条件，包括认同感、隐私权、自主性、关心他人、关怀社会、宽容等内容，所以公民教育就是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德行和公民能力，树立国家利益优先的观念。具体来讲，“一个好人有足够能力成为好公民”］并通过具体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来实现的，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在培养公民德行的同时，也锻炼了公民生活和参与能力。其中参与社区服务是重要方面，通过社区服务容易让公民采用批判反省的思维方式，发现自我利益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的，进而增强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怀以及对社会的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公民教育的新趋势

虽然在近代以来三种政治哲学思潮对公民教育的践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不可避免地都过于强调国家或者过于强调社会，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于这些内容批判和反思。于是在二战以后，又产生了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和全球主义公民教育观，从而使公民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前面三种思潮不同，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重视多元差异和关注弱势族群。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美国学者霍拉斯．卡伦最早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1970年代以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先后针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族群，分别通过了多元主义文化政策，促使了这种思潮开始广泛传播，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议题。虽然其内部有不同的类型划分，③但多元文化主义都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提倡差异认同。在实践中重视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为此，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积极介入，并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来帮助消除各种不平等障碍，使这部分弱势人群的公民平等权利得到保障。所以说，文化多元主义“不仅仅涉及文化，还涉及了包容和排外，它有反排外的倾向，因而它涉及到权力和统治的问题。这一计划是减少排外机制、增加更多内容”。具体到公民教育领域，其代表人物是玛丽恩．扬(Young．Iris．Mari-on)和班克斯(Banks．J．A)，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多元文化异质的社会，任何强调单一的认同都不符合个人与族群认同的多元需求。所以，多元主义公民教育观一方面主张将相互尊重对方文化作为公民教育基础，通过彼此文化之间的尊重，“传递容忍文化差异的民主价值观，使人们能够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为文化之间的互惠合作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主张公民教育要培养适应不同文化、具备处理冲突能力的现代公民。同时也强调培养公民的实际的政治参与能力，让他们通过对政治体系和政治程序的参与来实践公民的政治知识，通过政治实践来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由于多元文化主义为了论证其差异政治的合理性，他们大多偏重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等其他类型认同的一致性。从本质上讲，多元主义文化公民教育强调差异性认同和多元主义文化观，但是如果在多民族国家中通过公民教育将族群差异进行制度化，则有可能带来族群矛盾和冲突。所以，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中的多元和一元问题就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观面对的基本难题，这也是很多学者对多元主义文化公民教育观提出质疑的方面。与此同时，全球化、全球治理以及世界主义的兴起，影响着对于公民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强调世界公民与合作共存理念的全球公民教育观。虽然在此之前，康德、潘恩、卢梭等学者也关注过诸如世界公民的概念，但他们更多地宣扬人类理性的普遍存在或者对思想的超越。而现代世界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则主张在公开的对话中去寻找平等的个人主义、相互认同和公平理性，“每种认同都必须承认了一种认同的合法存在并与之共处，并且每一种认同都必须放弃对于正义、善、普世性或空间的独占性要求”由于世界主义对公民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立足于人类所有的文化和宗教的价值和传统，意识到应当对作为整体的全球承担义务———自由、差别、宽容。”于是，培养世界公民也就成为全球公民教育观的主要目标。全球主义公民教育观主要代表人物是纳斯鲍姆(MarthaC．Nussbaum)，他针对RichaerdRorty提倡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①认为公民教育要基于人类整体利益，遵循平等的个人主义、相互认同和公正理性的原则，培养的现代公民“不能只着眼于国家认同，而必须谨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必须对所有的人类成员抱有尊重和关怀之感情”。)也就是说，全球主义公民教育必须超越国家认同，使公民在相互尊重和相互认同中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和美德。根据全球主义公民教育的理解，纳斯鲍姆提出美国公民教育应该加强对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了解，尤其对人性的进一步了解，“通过全球公民教育，我们才能分辨何者为人性之共同要求、何者为局部差异，从而帮助国民认识自我”。)全球公民教育观的提出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公民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尤其是其超越传统民族国家认同的理念，描绘了未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目前全球公民的理念还处在激烈的理论争论中，尤其处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争论中，加上国际政治的现实权力维度，使得全球主义公民教育观尚在讨论中，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式。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民教育既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潮，从价值层面对人的发展提供关怀，同时也表现为国家塑造公民的实际权力过程，并且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紧密联系。而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关怀和权力发生作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时期，社会往往会失去应有独立性的前提下，教育更多体现为一种全面侵入思想和思维的政治权力形式。①到了现代，随着个体自主和社会独立，社会获得相对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制度条件，决定了国家影响社会不能简单地依靠资源垄断和权力主导，而必须依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充分发挥公民教育的引导性作用，以教育民主和教育普及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而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型正好验证这一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未来的国家治理重构和民主政治发展当中，公民教育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