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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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在释放完积极的能量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羁绊,转企改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将文化事业提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的,在中国的体制改革里面,近年来有两个改革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一个是医疗体制改革,另外一个是文化体制改革。

产业化的原动力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乃至世界都在寻找出路,尤其是中国,当传统制造业面临挑战,文化产业便成了提升和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备受推崇的良方。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在中国虎年春节里的新流行语,也道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文化事业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政府的重视,固然令人对文化产业的繁荣产生期待,然而,处在某种困境中的文化产业能否实现发展预期,则是更加值得深虑的现实问题。

传媒业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改革多年,传统媒体改制始终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有些部门和单位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年的样子,一潭死水。

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报纸的发行量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下滑在加剧,2009年4月至9月之间,日均发行量下降10.6%。

2009年年底,在上海新地标国际金融中心举办的一个传媒论坛上,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精英们齐聚一堂。本来温吞和谐的盛会被几个国外媒体人“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美国目前每个月有1000位媒体记者失去工作”,而且有数字表明,2015年互联网的广告会超过报纸的广告收入。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样的报纸,“它现在已经没有报纸了,只有网站了。”前华盛顿邮报网站执行总编Jody?Brannon表示。

在经历了一波波“报纸将死论”后,这样的发言又将刚刚缓过劲的报业人员们推向冰窖。在此局面下,传统媒体的体制改革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虽然,传统盈利模式的艰难是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首要动力,但是,在目前的市场形势下,这辆巨大的“老爷车”急于完成“华丽”转身还有另一动力。

巨大的市场诱惑是文化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凡达》现象在全国两会上得到特别关注。全国政协委员贾永算了一笔账,一部《阿凡达》迄今全球收入24亿美元,净赚19亿美元,相当于约251万中国农民2009年纯收入总和,或6.9万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的总和。

“这一堆数字的背后,告诉我们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贾永告诉记者,“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财富聚集到一定程度,对文化的需求必然剧增,于是文化开始能够成为产业了。”

有数据显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文化消费支出会大幅增长,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达到4万亿元以上,而目前尚不足1万亿元。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为发达国家一半,文化消费可能没有4万亿元,更合理的估值应该在1万亿至2万亿元之间。即便如此,这仍然是相当庞大的消费需求。

步入资本时代

在传统纸媒有可能被电子媒介取代的情况下,报刊行业的发展不得不另寻出路,而这个出路正是传统文化单位与新媒介的融合。报刊行业发展的方向也将是把传统报刊业充分融入现代化传媒集团之中,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为什么这么说?“报纸和杂志不再是个纯粹的纸媒体,而是一个平台。”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形容目前中国纸媒的出路时,这样表示,改革最后要实现的目标是“三个一批”――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而且,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后,数量众多的“文化人”要在这场革命中完成“身份之变”。

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新闻出版企业之间的联合和重组将是必然的选择,异地兼并、上市将迎来热潮。

事实上,文化要想产业,必须具备两大前提,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商业模式。体制改革使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在这种形势下,亟须市场主体规划新的商业模式。据记者采访了解,不少出传统媒体在转企改制之后都透露出上市的意向。

“不仅会出现华谊兄弟、奥飞动漫之类的创新型上市企业,大型传媒集团的发展也有助于主力的上市。”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表示,随着平面媒体的改革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未来3年内估计会有100家文化企业上市。“上市可以改变文化产业发展脱离资本市场的现状,把文化企业放入金融体系中,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可以放大文化财富效应。”齐勇锋说。

新闻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把开辟融资渠道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下一步,总署将在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引导新闻出版企业采取内部融资、业内融资、业外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引进外资、上市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

目前,如何保障投资人的资金安全是最重要的而又长期被我们所忽视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两年了,直到近日改建为企业集团公司后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眼下,他们不仅要进行商品生产,还要进行资产和资本的经营;不仅要进行直接融资,还要进行间接融资;不但要经营有形资产,还要经营无形资产。

一半计划一半市场

目前文化产业的资本配置呈现二元化特征,就是说一部分靠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靠企业投资,通过市场来募集资本。“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套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兰尼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政府层级结构中的。惯常的说法是体制内和体制外。

时至今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在释放完积极的能量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羁绊,转企改制,肃清混合体制的混乱与低效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党组副书记聂震宁认为,作为新型的市场主体,其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做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负盈亏。这是非企业法人无法承担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文化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由于受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而无法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结果只能是竞争水平不高、产业化程度较低。

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还有垄断。例如,电视转播权的垄断。出卖转播权是国外电视媒体的主要赚钱途径,一些重大赛事的转播权收入是很高的。美国NBA其实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在国内,所有赛事的转播权都归央视五套,人们也习惯于打开央视五套看体育节目。如果一个赛事央视五套不给转播,这个赛事基本就死定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景源认为,要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首要的是明确立法工作推进主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演艺总经理顾欣直言,阻碍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还是旧体制的障碍,“没有企业,哪来产业?”。

“事业是政府责任,产业是市场行为。”这些话所有的代表委员恐怕都说得很流利,但到底如何划分事业与产业,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和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文化体制改革如果没自上而下的触动本质的改革,只能在一半计划一半市场中徘徊,难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