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睡病与私有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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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荒谬故事
热带非洲大陆流行着一种地方性寄生虫病，叫嗜睡病。在疾病的第二阶段，因寄生虫越过血脑屏障，会造成患者睡眠混乱并导致昏迷如果治疗不当，患者就会死亡。
长期以来，用来治疗嗜睡病的是一种毒副作用严重的药物，平均每20个病人中就有1个是被其毒副作用杀死的。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寄生虫的耐药性增强，这种药物的疗效也越来越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病例的数量回复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极高水平。在2002年，非洲有6000万人面临着这种疾病的威胁。
尽管如此，几十年来世界制药界对这个巨大的病患群体却熟视无睹，全世界所有制药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在研究热带疾病，而嗜睡病不过是众多热带疾病中的一种。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家法国医药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叫依氟鸟氨酸的抗癌药，并意外发现这种药对治疗嗜睡病有一定的疗效。它比现有药物的副作用小得多，而且对治疗已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也有足够的疗效，因此人们称它为“复活药”。虽然这种药完全是一种副产品，而不是对这种热带疾病有目的地努力研究的结果，它却给非洲千百万嗜睡病感染者带来了一线希望。
但是，医药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很快将这种热切的希望碾得粉碎。1995年，该公司停止了依氟鸟氨酸的生产，原因很简单，生产这种药无利可图，缺乏投资回报。该药的专利移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于是新千年伊始，人们看到一个无奈而荒谬的状况：虽然对这种药物的需求空前高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供货商。因为这种需求是来自于一个无法赢利的市场，病患者实在是太穷了，没钱接受治疗。医药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兼并和医药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使热带非洲贫穷的病人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2000年底，美国，也是全球最大制药公司之一的百时美施贵宝将依氟鸟氨酸重新投入了生产。但这并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即将死于嗜睡病的非洲病人，而是该公司发现依氟鸟氨酸具有去除毛发的作用，可以用来制造化妆液，用于女性的面部脱毛，其目标客户是富裕得多的美国女性。这是一个每人每月花费100美元的市场。相比之下，热带非洲人均每月的生活费常常连50美元都不到。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比这更经典的荒诞对比了：非洲正有大量的病人死于嗜睡病，而拯救他们生命的必要药物成分却被用来生产化妆乳液，以满足富裕的美国女性的美容需求。
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等一些国际民间组织的努力之下，终于有一家制药公司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协议，为非洲的嗜睡病人生产依氟鸟氨酸。尽管这是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还在继续寻找一个愿意在2006年接替现任公司来继续生产依氟鸟氨酸的公司；另一方面，由于依氟鸟氨酸服用起来非常困难，并因病虫的抗药性而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疗效，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新的研发来寻找新的、更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全球的医药公司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仍是一片空白。
这个故事是从国际著名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私有化的局限》一书中摘录下来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该书的作者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制药市场和潜在的专用药在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结果。在新医学手段方面的研发显著加速，导致了1975年以来约有1400种新药上市。这可以看作是私有化的一个正面效应。但是，正如这个案例所显示的，私有化及其所带来的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导致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所需药物的产出，值得高度怀疑。像无国界医生这样的慈善机构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对市场失灵的后果加以补救。解决依氟鸟氨酸短缺的临时性办法，像其他类似的专门措施一样，缺乏改变这种状态所需的全球性远见和可持续性。……现有的医药研发系统严重地依赖于专利和竞争，从而产生了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对于每年发展中国家中成千上万个病人都是生死攸关的。
人们可能会争论说，上述案例与私有化无关，企业是追求利润的，不是慈善机构。相对非洲的嗜睡病患，美国女性的美容需求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是有效需求，企业当然应该通过满足这样的市场需求以赚取利润。对于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企业爱莫能助。把上述案例提出的问题归咎于企业和市场，归咎于私有化，有欠公允。
站在企业的立场，这样的争论并没有错。而从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来说，私有化也不应对这样的状况负责，但这恰恰说明私有化是有局限的。嗜睡病的故事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它反映的是，在关系到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业，私有化必然导致资源分配向富裕群体倾斜的事实。私有化在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方面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对关乎人类基本生存权利、却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则可以漠不关心、熟视无睹，或是爱莫能助。
因此，希望通过相关行业的私有化、市场化来满足这样的需求就很可能是缘木求鱼。而若要在那些关系到现代文明社会人类之基本生存权利的领域或行业推行私有化，以期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就必须慎之又慎，就必须预筹有效措施来应对类似上述案例的市场失灵状况。《私有化的局限》一书讨论了大量关于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等的私有化案例，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经验教训。
1992年赞比亚政府在西方的压力下，对包括医疗卫生部门在内的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革。一方面，鼓励医疗卫生部门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对原来收费低廉或不收费的政府医院实施收费。到2003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许多调查表明，改革造成了医疗保健服务总体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大多数贫穷的赞比亚人支付不起医疗卫生私有化以后昂贵的医疗费用。1999年的一则来自首都大学附属医院的新闻报道说，由于去不起昂贵优质的私立医院，大部分病人都蜂拥至（公立的）大学附属医院。那里病房拥挤，病人得不到医生的重视，结核病房甚至紧挨着产妇病房，有些人死于很容易治愈的疾病，很多病人无论是治疗费还是药物费用都负担不起。
赞比亚是一个穷国，出现上述情况可能并不稀奇，但在世界首富的美国，由于私营公司主导了医疗保健行业，造成44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并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口的医疗保险不健全。在《私有化的局限》一书中讨论美国情况的作者说：“美国的例子说明了对医疗保健系统的私有化有一个界限。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竞争和市场是提高质量和节约成本的很有用的工具，但是从需求方来看，私有化导致了负面的社会政治影响，特别是它将大量的人口排除在医疗保健之外。”
与医疗保健领域的情况相似，教育系统的私有化也导致了教育领域严重的两级分化，致使大量贫穷家庭的子女被排斥在资质优良的学校之外。
比如，相信市场会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教育，智利从1970年代开始在教育系统实行了大面积的私有化，教育系统被构造为三个部分：私立教育、政府补贴的教会学校和公立教育。作为改革的结果，大部分智利青年人发现他们被固定在最后一个部分，这里财务状况糟糕、基础设施很差，而失学率也很高。
同样的，在坦桑尼亚，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私有化，其结果是把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
事实上，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大都直接关系到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权利，在当今世界，即使是最富裕的社会，仍可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如果在这些行业和领域推行私有化，而对私有化的局限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完全让市场来主导这些行业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那么，类似嗜睡病那样的悲情和荒诞就会一再重演。那些被市场所忽视和漠视的群体不是陷于嗜睡病患者那样的绝望，就是被这种绝望所激怒，这样的社会还会有和谐吗？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本文编辑王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