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任与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浅析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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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来，中国民间资本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浙江省众多中小企业因民间借贷失败，企业资金断裂，导致企业倒闭的报道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发展民间资本问题的探讨。本文从信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理论，论证了民间资本的兴衰原因，并就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提出其发展思路。

关键词：社会资本 民间借贷 信任 社会网络 兴衰

近阶段，浙江省部分企业由于企业资金断裂，发生经营困难，直至跑路逃债的新闻，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据统计，浙江省今年非正常倒闭的企业高达244家，其主要原因均是由于融资困难而依赖不稳定的民间借贷造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成为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风险性徒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浙江企业倒闭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担忧。

民间借贷，主要指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的活动。它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现象，不受金融法规对资本金、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的约束，没有纳入国家信用控制和金融监管等常规管理系统（林声，2008）。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银行信贷资金趋紧，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助推了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或居民在创业起步、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急需，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几年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客观上造成许多银行无款可贷。中小企业在人工成本上涨和回收货币困难的双重压力下，无法从银行借款融资以求得生存，民间借贷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黄月冬、赵静芳，2008）。

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其发展也呈现了一系列新趋势。第一，借贷规模明显扩张。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这个规模在当地约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第二，借贷手续日趋完善，企业借贷方式呈现多样化。目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已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从借贷手续上看大部分借贷双方能够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较为完善。从借贷方式上看，家庭民间融资方式较为单一，属于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方式则可分为直接接待、商业信用和票据贴现等。第三，为了解决临时性资金不足，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攀升。借贷利率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和借款人偿还能力、期限长短而定，定价决策具有分散性（林声，2008）。总而言之，民间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金额的扩大化，期限逐步的长期化，借贷的利率市场化等特点。

正是基于现状，民间资本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民间借贷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是基于信任和社会网络的视角。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他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成人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等。本文主要采用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像信任、管理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充分和连续的合作（李惠斌、杨冬雪，2000）。从笔者看来，信任和网络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于后文阐述），从社会资本中得信任和网络来阐述民间借贷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民间资本快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缘关系本位是民间信贷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亲缘、地缘的关系，喜欢讲人情面子，民间风险借贷风险的保障机制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地域内，亲缘网络或熟人圈子，往往具有安全可靠、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而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在熟人朋友圈子和亲缘性关系网络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都具有真诚相待、讲求信用等行为特征。这就引出了“信任”这个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特征在于推动组织成员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写作（张婷，2011）。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的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包括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黄晓波，2006）。Coleman（1990）和Spagnolo（1999）也提出过社会资本强化了信任的普遍程度，即信任是社会活动的均衡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相互合作。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网络或者信任方面解释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在社区内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其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他形成于彼此较为熟悉的人群内部，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是嵌入于某种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纽带之中的。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可以发现，网络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可达成性及网络中各结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如果行动者能够彼此接触相互联系，交流资源，网络则可有达成性。网络的可达成性事产生网络内聚力首要的结构性条件。这种内聚力的结构性条件只靠自身并不足以产生信任，他除了要求行动者必须建构一种持久和相对较强的链接和配置之外，还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情感，情感是粘合剂，建立并维持行为主体间的各种联结和配置，以防止网络的过度分散和破裂。布劳也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由这样的互动产生的情感越积极，关系性凝聚力的水平越高，从而便会产生义务性的行为（王丽娜，2006）。民间借贷，尤其是个人性质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在这样一个亲缘关系的网络中，凭借着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将自己手头上的闲散资金借贷给他人（林声，2008）。在笔者的老家福建泉州，这样的民间借贷也屡见不鲜，通过中间人介绍，笔者对一名长期从事私人借贷的人士进行了电话采访，经他介绍，进入这行业的人，一开始都是凭借着熟人的介绍，选择借、贷款人，贷款人愿意将资金借给借款人，除了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利率外，交易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并且在借贷关系发生后，要随时地跟踪借款人的资金流向，一旦发现贷款人有不良举动或是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会破裂，最终导致终止这样的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中国能够红火发展，中国血亲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他虽然为民间的经济活动，但同样也必须遵循具有传统特征的行为规范直至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传统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因而其信任链条不会太长，同一笔借贷中参与人数和参与规模也不会太大。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些民间借贷组织对个人或企业的背景环境极为熟悉，加之发放贷款手续简单方便，很少需要抵押和担保，民间借贷便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得以延续。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形成民间借贷，离不开行两个条件、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及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第一，从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只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强烈的资金需求之间不相吻合。由于中国的流动性资本过剩的背景，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普遍对基层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加以限制，实行“高门槛”的信贷政策，这首当其冲的是提高对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信贷准入门槛（林声，200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面对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需求增大，部分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却面临着资金流动紧张的局面。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金融制度，使得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资金，金融资源也相应地分配给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惠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评级授信制度，贷款支持的重点转变为“四重”和“三大”，即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和大企业、大行业、大项目。同时实行了“双小退出”的政策，即从小企业贷款和小额贷款退出（郑侠，2008）。而出于供给方的民间借贷组织与个人，拥有较多的闲置资金，但缺少投资渠道，为民间的融资活动提供了资金来源（毛金明，2005）。可以这样说，是国家金融机构对小型企业、个人的不信任感，使民间借贷行业一枝独秀、茁壮成长。

第三，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看，我国缺少正规的民间融资服务体系，即官方的正规金融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的相关服务很少。由此产生了许多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相关资金融通服务的中介，这些民间借贷中介和民间借贷的供求双方一起构成了民间借贷体系，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笔者电话采访了解到，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类似的民间借贷中介数量不少，尽管他们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合法的身份地位，但由于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其能在借贷领域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从而维系了行业的发展链条。在一些农村地区，正规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足，“存多贷少”的现象十分普遍，资金“外流”的趋势较为严重，而这些资金，极大一部分是投入于民间借贷市场中（林声，2008）。民间借贷主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缺陷，其资金主要流向民间中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之处。

除此之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积极寻找投资渠道，中小企业及“三农”的资金需求具有“急、少、快”的特点，为民间借贷活跃创造了条件。鉴于本文采取“社会资本中信任与网络的视角”，在这方面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民间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满足了中小企业和农村新兴特色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为民间资金提供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扩展了经济增长空间，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实现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尤元旭，2010；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民间借贷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组织的特点为劳动生产率低，经营规模小，利润收入少，抵抗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不高，加之农副产品容易腐烂变质的原因，农民极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局。在正规途径无法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民间借贷所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放款者在小范围内深入地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潜在的发展前景和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合理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这就创造了更大的社会财富，从现实生活中论证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原则。二是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毛金明，2005）。民间借贷在贷款涉及的范围、金额、利率的协商及方便程度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正规借贷相比，民间借贷的运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为灵活，手续更简便，信息更加对称，交易成本更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正规借贷造成竞争压力，促使正规借贷机构转变工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然而，尽管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但浙江民间借贷引发的一系列小企业倒闭、捐款而逃的事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民间借贷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障碍：一是信用体制障碍，即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身信用不足，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法制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周锋、邹晓明，2010）。正规金融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部分原因是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不足，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一些中小企业的诈骗行为引发的一系列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正如前文所述，在个人的借贷中，借款人一方面必须经过对贷款人的信用评估后才将资金借出，另一方面也因为信任机制的不完善，必须得随时跟踪贷款人的资金流动取向，以防贷款者“携款潜逃”。从这个角度看，信任是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人们通过“信任”的桥梁发生借贷行为，又因为“信任”桥梁的倒塌而终止这种行为。二是法律性缺陷。由于国家法律未能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得作用，致使其不能光明正大地开展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借贷的规范行为。民间借贷又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存在高利贷的嫌疑，政府缺乏相当手段来约束和规范，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同时，国家缺少相关法律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一旦借款方失信，贷款方将很难挽回经济损失。浙江省民间借贷导致企业倒闭的事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是典型的教训。三是监管。由于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金融监管对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及市场推出等监督管理调控力度不够，无法及时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

民间借贷出现浙江温州企业倒闭的困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市场，降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民间借贷交易的隐蔽性又导致有关民间组织活动的税收无法及时征缴，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损害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陈蕾燕，2007）。第二，民间借贷加剧正规金融组织信贷的风险，由于其风险危害性大，同时基于社会资本中“信任”的影响，容易导致信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危害社会安全。

现阶段，民间借贷这棵幼苗已经深入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德沃土之中，尤其是在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在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极其复杂的负面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认。笔者在研究民间借贷的出路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条具体的对策。

第一，从企业角度而言，应该大力提升民营企业素质，增强融资能力，尤其是目前处于贷款门槛之外的中小型企业，应该努力推进其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拓宽其直接融资的渠道（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周锋、邹晓明，2010）。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不真实等问题，应采取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合理性等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信用度，以此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应延伸为提高个人的信用水平，增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进行市场经济交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信用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资源。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才能提高包括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在内的融资能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除了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更需要有信用文化的支撑，需要培养社会主体信用理念来维系。企业必须加强培育经济发展的信用文化，加强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教育，把依法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奠基石。

第二，对政府角度而言，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企业信用担保系统，完善民间资本的法律规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强化社会监管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融资行为（董俊峰，2010，齐美东、王莲芬，2004）。市场经济客观上是建立在法制上的诚信经济，没有法制就不能构建一个有效地社会信用体系。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无论是企业或是个人借贷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但我个人认为，唯有立法制度和监管手段，才足以规范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信用必须靠法制来维护，法制必须靠信用来彰显。同时，在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的基础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使企业诚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对金融机构角度而言，应认真考虑企业或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加大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发展适合小型的金融机构，改进与创新贷款服务方式（毛金明，2005）。比如，推行银行自主贷款，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促进中小企业及个人的融资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是我国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融资形式，是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民间融资的需要产生的，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融资方式，其存在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并将会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民间借贷目前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完善法制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从信任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视角，只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克服其现存的消极影响，化解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才能有利于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蕾燕，2007，《浅析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代商业》2007年17期。

[2]董俊峰，2010，《企业家市场社会资本与民间融资的关系研究》，《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6期。

[3]黄晓波，2006，《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综述》，《理论界》2006年第7期。

[4]黄月冬、赵静芳，2008，《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风险及对策》，《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3期。

[5]李惠斌、杨冬雪，2000，《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林声，2008，《民间借贷的发展动因、发展效应与有序引导――以莆田市为例》，《经济学研究》2008年第3期。

[7]罗来军，2007，《浅议民间借贷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原因》，《世纪桥》2007年第10期。

[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及发展建议》，《资本市场》2007年第8期。

[9]毛金明，2005，《民间融资市场研究――对陕西省民间融资的典型调查与分析》，《金融研究》，2005年第1期。

[10]齐美东，2005，《试析我国发展民间金融的必然性》，《商业研究》2005年第15期。

[11]齐美东、王莲芬，2004，《我国发展民间金融的对策分析》，《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2]王丽娜，2006，《企业家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转化研究》，《市场论坛》2006年第3期。尤元旭，2010，《反思浙江民间融资的危与机》，《现代营销（学苑版）》2010年2月下旬刊。

[13]张婷，2011，《社会资本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6期。

[14]郑侠，2008，《民间融资存在的现实和法律基础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5期。

[15]Coleman,J.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Spagnolo,G.1999，“Soci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3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