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游牧者与浮城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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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忽，是潘国灵的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名字。

游忽，是《病娃》中喜欢怀抱洋娃娃的沉静小女孩，是《母与女》中以血沐目、通往鬼域的巫者……身份更迭，情景转换，潘国灵对某一种东西的执念却透过“游忽”这个名字留存下来，在幽暗的空间里反复，反复成你不曾见过的显像。

潘国灵笔下的“游忽”，原转自“倏忽”，游魂似的，飘忽、流动、不安。兴许，潘国灵便是一个“游忽”，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游牧者，虽然他并不曾离开。但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游牧者”的定义：“游牧者并不离开，也不想离开，他执着于那片森林退缩后的平滑空间，那里有草原或沙漠在进占，他发明了游牧主义，作为这个挑战的回忆。”潘国灵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举拳头、喊口号的人，所以求索于文字，“切入同时抽离，这是文字应许给我的悖论”。

《城市学：香港文化笔记》和《第三个纽约》是，《灵魂独舞》和《爱琉璃》是，《病忘书》和《失落园》依然是。

隐喻，感知世界的方式

你或许无法在潘国灵的小说中寻到一个很纯粹的故事。潘国灵坦言自己并不是那种“天生说故事型作家”，“单说好一个故事，不构成我创作小说的最大冲动或动机”。他的不少小说作品，都是从命题出发的，故事成为意念的粘合剂。“意念源自长期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再结合独特的小说语言、结构来发展。我希望以意念建构一个小说氛围世界，而不仅是故事的集成。”

这或许同他的阅读经历相关。“我十多岁开始接触小说，以西方文学作品为多，小时候上基督教中学，自己看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著名的寓言体小说。稍大了又摆脱宗教，一度沉迷存在主义小说，如卡缪《异乡人》、《鼠疫》，小说的笔调虽是写实的，但背后也有很高的寓言性。”之后虽然也大量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不过在这种逆向的阅读过程中，先前对西方文学、哲学和美学领域的专注像是在他“成长的画面上涂了一层底色”，以致于始终觉得华语文学缺乏“形而上”的表现。

“隐喻，本身是感受、接收世界的一种方式。譬如说疾病的隐喻、写作作为自我招魂、游戏作为消失与复现的重复等等。隐喻有时会发展至寓言小说的层次，寓言可以在抽象和具体中有一个落墨，有一种意境，不太实在也不过于虚，留有一个暧昧性，或弦外之音。”比如他在1999年动笔的《病忘书》，其中的《病了》、《病娃》、《母与女》等都是以疾病入手的作品，每一篇不同的症状、故事和写作手法，写就了这一本“人性、社会病态小说书”。“这是随当时自己的文学想象、城市思考展开的，比较敏感于社会黑暗面，文学表现上偏向黑色、诡异、以至有点偏执，因为文学终究不是社会学，不要求客观、公允，而更在乎作者的眼光。”其中充斥着的妄想、执念、血腥，在疾病的框架中游走，将故事和读者引入隐喻的感知区域。

潘国灵说他是非常钟情于短篇小说的多变性的，而这种充满隐喻的寓言式的创作方式，大概是他最偏爱的，也是最吸引他的。“‘从命题出发’，其实不完全是‘单向性’发展的，而是有一些自己特别着迷或纠缠不休的存在命题，会反复出现于不同的小说，如回旋曲般变奏、伸延、发展，以至散篇的小说逐渐浮现出一个更大的‘整全性’，构建出一个作者个人的书写系统或写作世界来。”

《病忘书》出版之后，潘国灵倒是真的病了一场，卧床入院。病痛，似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带来或沉静或猛烈的转变。潘国灵说，那一刻，“疾病的思考和感受就迫在眼前，变得很关己，很私密的”。所以，后来写的那篇《病辞典》，则有了一重自我影子的意味；他也不太喜欢再以小说作的社会批判。此后的《灵魂独舞》和《爱琉璃》也都是偏向个人化的作品，反倒像是泄露了秘密，又成为先前“疾病小说”的例证，印证小说中隐喻的部分。虽然，这不是最好最完整的印证。

城市的书写，隐喻的例证

似乎，我们对疾病的理解是离不开隐喻的。一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的，“粗糙的隐喻残存在公共卫生教育，在此领域中病经常被描述为侵略社会，而降低某种病的死亡率的努力被称为战斗、奋斗、战争。”潘国灵在当年一篇论文《SARS历史叙述——从病毒凶猛到走向共和》中做了相关论述，不再是隐喻，而是直观地透视疾病与城市的关系。其实，潘国灵常以小说和学术论文来处理相同的命题，比如小说《游园惊梦》和论文《从空间理论看九龙城寨再现文本》（收录于《城市学2》），“文笔迥异，看来很分裂似的，但其实可以互相转化、营养”，也可以算是最好的互为印证吧。

潘国灵当年从学院出走，放弃博士论文的研究，将学术研究作为业余兴趣，专注于写作和文化活动这一事，后来由李欧梵先生透露，当年正是看到潘国灵的才气，才鼓足勇气劝他放弃博士学位，“国灵本来想以疾病的隐喻为题，写一篇洋洋大观的论文，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才是他小说的题材。国灵才气横溢，对香港社会和文化的承担心更强……”潘国灵说，“放弃学术，是生活的选择限制，多于思想上的壁垒阻隔。”

后来不甚多的学术性文章也都关注于城市主题的研究上。两册《城市学》是潘国灵在1998～2006年间所写的关于香港城市文化的著作。这个浪游者，观察着“看不见的城市”，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投入日常生活，包括城市空间、景观，微观政治、流行文化等等。“城市文化一直是我的兴趣，书写上牵涉不同的范式转移。我希望以跨学科触觉、融合理论、城市感性和文本阅读来书写城市，所以实地游走、生活体验和长期涉猎不同文本，包括文学、影视、建筑等各方面，都是重要的。”2007年，潘国灵旅居纽约一年，写成《第三个纽约》，又是以不同方式实践了他对纽约这座城市的书写的可能。这种可能，或许也在改变潘国灵在重新回望生于斯的香港之时的视角，迷失的更迷失，清醒的更清醒，沉醉的更沉醉，疏离的自然更疏离。“纽约的经验对我很重要，尤其是较长的居住让我可突破纯粹作为一个旅者的限制，回来写香港，自然多了一点比较视野。”

在这一处，香港或者纽约或者他城，已不再是小说中的隐喻的场域，而是小说中隐喻的客观的例证，兴许便是对小说最好最完整的例证。相比小说，文化观察自然是明晰的，做出了诠释和透视。

在不同文体之间穿梭，创作时所花的构思、技巧、投入状态、作品与作者的距离等都不尽相同。而就一般以为小说偏向感性、评论偏向理性的定见，潘国灵说：“我其实很早已不相信，或至少在某些作者而言，诸如理性vs.感性、抽象vs.具体、思想vs.身体之类的‘二元对立’，就是二者必然是此消彼长的。我相信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可以互相提升、一个人可以精读抽象理论同时可有大量生活微观感受等等，至少，我以为出色的创作者都不受限于‘非此即彼’的框框，而可以做到出入无间。如小说亦不必然是感性而可以有高度的思辩，如新的城市书写也不囿于陈述、分析，而往往倾注着作者的生活质感和城市感性。”

所以，在《病忘书》“身体疾书”一辑中的作品，是“关于身体的，其中包含肉体及精神性的疾病、身体的异化，或身体作为‘物自身’，与其他物的共生相克，如何照见了总是不肯轻易露面的所谓‘灵魂’，或曰存在的本相。”同时自然地走向了“都市疾书”，在他对城市空间萌生兴趣之时，不再满足类似《伤城记》中对城市的回忆，而是对庙街、九龙城寨公园等空间，对江湖术士、失业汉等城市边缘人物的公共性书写，尝试处理城市空间。“如《突然失明》、《合法偷窥》，一方面有地理空间如香港的庙街、大型屋邨的设置，一方面也有极多的凝视、眼睛变异等。我们的身体从来不是抽空或自成一体的，未出生已经是社会化、欲望化、象征化了的，譬如我后来在其他小说写到的医院、尸体、身体的恐惧、物化等，都跟城市如空间的规范、意识形态等互为形构，形影不离。”“身体疾书”与“都市疾书”两相穿梭、摇曳，与《城市学》相遇、相离。其中可见的，文字在蔓延、疾病在蔓延，隐喻在蔓延，或者停顿。

“事情总是在回头检视时，才浮现出更为整全的面貌。”潘国灵说。因为《病忘书》、《失落园》在内地整理出版，他将过去的作品重又看了一次，从中挑选、整辑，“好像是跟很多个不同时期的自己打照面，有些陌生，有些熟悉，有时自我声讨，有时自我慰籍。感觉像走了一条不浅的路。每篇小说个别像一个拼块，合起来像在搭建一个模型世界。”而这个世界是谁的？是游忽的，是浪游者、游牧者的，是潘国灵的。“‘游牧’不仅是生活，也是一种存在状态，人生如浮萍，所谓安定、扎根，其实都不过是暂托的。”

潘国灵现在仍在大学教书，习惯着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戏、一个人旅行。暑假的时候会特别想“闭关”，一个人出走，让人寻不到，专注于写作。“写作其实也是一种‘修行’，是在长期单调重复的坚持下才可能生出花果来的。”潘国灵，有时候像个隐士，生活在这个城市，也是李欧梵口中的那个“浮城”之传人，是“继西西之后，他——和他这一代人的文化工作者——在不停地为‘我城’效力——扶着它，顶着它，使它不致于下沉，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游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