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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也“限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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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娱令”不独为当下热词,古代也有,尤以明清为甚。古代娱乐的主要品种单一,主要是“戏曲、说书”等,于是“限娱”火力也集中于此。

朱元璋在“限娱”的问题上,很注意“方法”,比如大张旗鼓地“抓典型”。《琵琶记》就是朱元璋为弘扬“主旋律”,亲自主持策划、制作的经典作品。

宋朝时,《琵琶记》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因主人公蔡二郎是陈世美,刺痛了一些权贵,很不受政府待见。明初,高则诚改编《琵琶记》,主人公“蔡二郎”摇身变成当权者推崇的典型:比如他参加考举,以无法照料双亲为由“辞试不从”;宰相强迫他做女婿,他“辞婚不从”;被钦点为状元,他又以父母年迈,需回家尽孝道为由,“辞官不从”。重新“装修”后,这出戏马上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朱元璋多次赞扬该剧中的人物形象,希望天下臣民都要学习蔡二郎事迹和精神,始终遵守“孝义廉耻”。在老朱的亲自策划下,《琵琶记》迅速“华丽转身”,成为明政府“每节必演”的御用曲目,而改编该剧的高则诚也被老朱提拔重用。

朱元璋通过大力倡导《琵琶行》等“主旋律”作品,目的有二:一是教化臣民;二是挤压其他娱乐节目的生存空间。但总有些人不怎么听话,对此,朱元璋则毫不留情、严厉打击,比如《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

不仅老爸“限娱”,儿子也不甘落后。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颁布一项国策:“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戏曲业在清代非常发达,在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建立有地方戏曲自治组织―――“梨园公会”。乾隆皇帝是个出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宫廷大戏”,但就是这个热爱戏曲的皇帝,也热衷于“禁戏、限戏”。

乾隆四十年,皇帝钦指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于是拉开了严厉禁毁戏曲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再次下发“禁戏令”,要求各省督抚:“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300场戏。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其中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著名节目也都赫然在列。其“禁演”理由是:“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 清政府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他们的“良苦用心”是:“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此外,清政府还组织力量对允许演出的剧本进行修改。如乾隆就特别交待地方督抚,对“有应删改”的戏曲“务为斟酌妥办”,并且“粘签解京呈览”。

道光年间,分管意识形态的“内阁中书”徐时栋提出过戏曲创作的指导意见―――即各类戏班表演的节目,要弘扬“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其结果应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其结果应被诛杀、正国法”。

尽管乾隆的“限娱令”频频出台,但实际收效甚微,比如“陕西梆子”唱红京师,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市井观众更是迷恋。为适应需要,一些戏班就不顾禁令,明里暗里兼演梆子;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改头换面,很快就成了禁而不绝。“禁戏令”颁布几年后,朝野上下慢慢发现很难执行,尽管禁令还在,但实际上“不废而弛”,于是,高压逐渐解除,“梆子戏”故态复萌,以后京城的戏曲演出,就成了昆曲、皮黄、梆子三足鼎立。

明清两朝为何对百姓消遣的文艺节目“如防大敌”呢?个中原因,徐时栋曾“一语道破天机”:“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而是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官府必须严格控制。”于是,像宣扬暴力与造反的《水浒传》、《说唐》、《反唐》等历史戏,当然被清政府坚决禁毁。

明清两朝极力提倡的剧目,却往往昙花一现,结果未能振兴,而“陕西梆子”等民间戏曲虽屡遭打击,却屡挫屡奋。由是,娱乐方式之勃兴,往往来自民间,尽管小百姓力量看似弱小,实则生命力强,它活在人心,怎能禁除呢!?

(摘自《羊城晚报》 ,作者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