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商主义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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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小事酿成公共事件，折射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定势，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轻商主义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享受丰裕社会的巨大繁荣之后，人们对商人和商业的心态却日益复杂和吊诡。一方面，全民皆商，举国拜金，连官员都摇身一变成了权钱交易的掮客；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商”字充满鄙夷和敌视，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特别在教育文化领域，似乎天生就耻于言利，人们像守护着一样守护着自己的禁脔，唯恐商业铜臭的浸染。二则事例足以证明。

一是清华“真维斯楼”。清华百年校庆，真维斯公司希望捐资助教，经与校方协商，决定将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命名为“真维斯楼”。结果，清华师生对“真维斯楼”怒不可遏，煽风点火，还义愤填膺地上演了一出“泼漆秀”。冠名赞助，两全其美，本是国际惯例，在国外比比皆是。走进美国校园，随处可见捐助者的塑像、铭牌、冠名，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无不是以捐助者命名。

哈佛大学的名字来源于1638年一位名叫约翰・哈佛的学院院长，他去世时将其一生积蓄的一半和400本图书捐赠给这所大学。我国遵循通例，教育部《国家教委关于学校校舍、教室命名的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捐赠方对其捐赠的一些工程或者项目有可以享受命名的权利。其实，真维斯楼之前，清华校内已有富士康纳米研究中心、罗姆电子工程馆，更不用说处处拔地而起的逸夫楼。如果换成是“微软楼”、“宝马楼”，他们还会这么激愤吗？民族企业“真维斯”同样正当经营，合法纳税，为什么其懿言嘉行就该受到如此作践呢？

二是北京建福宫。如果不是发生在故宫身上，相信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事实上，建福宫花园1924年已毁于火灾，新的建福宫是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复建的，2005年竣工。这根本不算文物古迹，故宫从来也没开放过建福宫，普通公众恐怕也没兴趣参观。管理单位欲设顶级会所，舆论死掐，不得已关门谢罪。在公众看来，似乎宫门紧闭，束之高阁，才叫保护。很多人也拍手称快，“我们玩不着，也不让你们玩！”其实，名胜古迹的保护不排斥合理的商业化，使文物重放光彩的途径是对其妥善的经营和开发，其文化内涵能够传播，能够为人所欣赏，则善莫大焉。如太庙举办“三高”演唱会、歌剧《图兰朵》，也都是极尽豪奢，与斗升小民无关，但使中华文化惊艳于世界。建福宫的会所协议把本来就不开放的园子重新商业化开放，没有伤害到第三人。

至于饱受非议的100万会费，笔者认为定价越高对公众越有益无害。其一，高价格提升了中国文物的品位和层次，促进了古典文化的价值重估；其二，高收入增强了故宫博物院的财务能力，如果纳入正常的预算，有助于节约国民税款，实际上有利于普通纳税人。

两件小事酿成公共事件，折射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定势，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轻商主义。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士（官绅）为四民之首，商（企业家）再有钱也只是四民之末，富而不贵，没有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法治和对产权的保护，商人往往成为权力者宰割和鱼肉的对象。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私”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一向有负面涵义，像英国17世纪普通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政府与私人所有权的平等，并不能在当时中国的法律中找到多少影子。于是，创造财富的是商人，解决就业的是商人，兴办慈善的是商人，纳税供养政府的是商人，最后出了问题，承担污名的还是商人。似乎每个商人都背负原罪，应该输入道德的血液才能新生。

五四以降，先贤呼吁在古老的中国引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但市场经济和商人阶层缺位，差一位马先生（Merchant/Market），最终现代化大业功败垂成，直到60年之后重续前缘。

轻商主义可以休矣！须知，没有威尼斯商人，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