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泥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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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岸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对多数读者如此，而对青少年来说，他的名字就更陌生了。因为这位出生在1960年的散文作家，生命永远停留在了39岁；留给读者的作品只有生前的《大地上的事情》和生后出版的《太阳升起以后》两部散文集。后来，他的朋友编辑了他的一部文集《上帝之子》，其创作总量不足20万字。他的原名为马建国，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他喜欢文学，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写作絮语散文《大地上的事情》（以下简称《大地》），而使自己成为一名“新生代”的散文作家。本文选自同名散文集。虽则是一个单篇，但作为教材来分析解读，可以大体了解苇岸散文创作的思想风貌及其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大地》写的是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总与大地有关。诸如，蚂蚁与蚁巢、下雪、熊蜂、麻雀及其叫声、鹞子与野兔、日出日落、蚂蚁拖蜣螂、土地与夏收及秋收、啄木鸟及啄树的声音、失巢的窝蜂等等。这些题材看来非常细小和琐碎，然而，作者就是通过这些细小琐碎的题材，表达了很可思考、很可议论的思想内容。

这篇作品给我们最大的感动，是流动在文字背后草根的恋土情结。故此，作者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也可称为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位泥土诗人。一般来说，人都有本土性。人与土地有着恒古不变的依存关系。没有土地，人类便不能生存、繁衍与发展，便没有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而苇岸却执意抒写自己的本土性，他写土地，赞美土地，拥抱土地，真诚地把自己变成大地之子。譬如说，他写《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在自己家附近的土地上，选一个固定的观察点，在24个节气当日的上午九点，经过观察、拍照、记录、思考，然后写下观察日记，构成系列散文（没写完就遭生命之劫）。这个例子说明，紧紧贴近土地，是苇岸的写作姿态与审美取向，可以说，他的全部散文都因土地而获得灵感、燃烧激情的。苇岸写土地是非常另类的。笔者没有指称他是乡土作家，因为一般乡土作家表现其对乡情故土的依恋，主要是通过描述故土上发生的故事及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以及描述故土的风俗风情，来予以表现的，最终指向的是乡土的“社会”。而苇岸不写故土的人物故事及其风俗风情，不写社会，而是单纯地描述故土的“自然”。他写大自然，又不同于《徐霞客游记》里进行地理考察的自然，也不同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里与社会文明纠结的自然。在《大地》里则清楚地证明，作者苇岸作为“泥土诗人”纯自然表现的偏执与奇特，那种与土地发生零距离观察关系的自然的生命与生命的自然。这种陌生化或称奇特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作者探索着大地的秘密，寻觅那些为一般人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他自己的发现，并且进行了原生态的描写。诸如小型蚁、中型蚁、大型蚁三种筑巢的方式与形态，熊蜂“不集群”活动与“单枪匹马闯荡”，麻雀食足后的砺喙以及日出前“鸟鸟鸟”与日出后“喳喳喳”叫声的差异，一只蚂蚁独自、艰难、反反复复地试图拖走蜣螂，燃烧的火鬼使神差地逆风而进，等等。这些富有情趣的描写，是经过细致反复的观察而得以成为作者的发现，为常人所不知也为常人所不及，作者如此非凡的耐心与观察力是令人折服的。而当他发现之后，又进行了纯客观的描写，让读者开眼界、长见识，并且获得了审美的情趣与愉悦。这种体验自然、体验生活的观察力，应该看作是作者获得创作成功的一个秘诀。这让笔者想起著名法国作家莫泊桑拜师的故事。他向前辈福楼拜请教如何写作，老师要莫泊桑注意观察，观察事物间细微的区别，告诫说：“世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双相同的手，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学习写作的青少年学生应该从苇岸和莫泊桑的写作经验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作者在其“发现”的描写中间，强调了生命力的呈现。无论写到动物如蚂蚁、麻雀或写到植物如成熟的麦子等等，都密切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生命与大地上生存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大地，与水与阳光一起共同养育着无数的生命，它们在她的怀抱里繁衍子孙后代，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等无不如此。各类生命靠大地生存，又相互之间形成永远的食物链而得以依存。苇岸在这篇作品中演绎的就是这个生命的哲学。而在他的笔下，特别强调了生命个体绵延的特征：要绵延就必须坚忍与顽强，而坚忍与顽强则是生命力喷薄和旺盛的表征。对于生命的这种绵延特征，是不能完全靠理性的分析来认识的，而苇岸只能以自己的直觉观察与思考进行体认。如写熊蜂的存活，是靠永不放弃的“单枪匹马”的“闯荡”；写麻雀的哺育后代，即是在雷电风雨中也能够神奇地克服艰险，回到儿女身边；写啄木鸟觅食而啄木（觅食天牛、吉丁虫、透翅蛾、蠢虫等有害虫），是“光秃的树木”之声音创造了“鸟”，而获得其生命；失巢之蜂仍在原处流连忘返，是“某种大于生命的东西”使然；等等。这些生命绵延的现象中间，作者很明显地突出了生命的意志力，在他看来，一切坚忍与顽强的生命现象，都归趋于永恒的意志。

苇岸在《大地》里表现的另类，还体现在描写纯自然发现的同时，始终贯穿了自己的哲理思考。虽然具实于自然生命现象的描写，虽然在笔下进行着尚未涉及社会人生的纯自然描写，虽然采取的创作方法是写实的自然主义，但是作者的哲理思考，最终把纯自然的描写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思考。这一点，正是《大地》的思想之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哲理思考，这篇文章就失去了全部的光彩。当深入解读作者哲理思考的时候，我们分析其哲理思考不是泛泛的共知共识，而是属于作者个人的、新颖的见解，是其个人的独特发现。诸如，观察到日出时间比日落缓慢，思考说“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观察冬天下雪，思考说雪也许是“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果实”，“繁衍成春天动人的花朵”；观察积雪的收缩、融化，思考说并非因为地表气温升高，而是“大地的体温”在吸收它们；从观察一只在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联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预言，“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从父母对一个孩子不同的教育方式，思考说“每一匹新驹都不会喜欢给它套上羁绊的人”，等等。这些从自然界里生生灭灭的现象及个别写到孩子教育的单章里，作者的哲思点点滴滴、无处不在，不仅令人感到新颖新奇，而且使读者深深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如前所述，那些描写动物生命现象的单章对生命意志力的思考，也是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把生命力的思考延伸到意志力的思考，苇岸明显是受到叔本华、尼采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或者说，苇岸的思考方式与叔本华、尼采如出一辙。惟其如此，《大地》才焕发着卓尔不群的思想魅力。

从上述原生态的发现、生命力的呈现和哲理性的思考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对《大地》纯自然描写的另类表现，有一个大体的认识。读者可能追问：苇岸如此另类的根源是什么？他曾借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大体说过这样的意思：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一位生态主义者对土地的顶礼膜拜。我们知道，从由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的工业革命，到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革命，这200余年间生产力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使物质文明的人类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科技革命是双刃剑，它造成了人类自身的堕落与毁灭性的灾难。在工业文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人类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地球村正在被人为地拖进一个吉凶未卜的深渊。对此，在守拙主义者苇岸看来，人类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认为，在这“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天下只剩下了金钱。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于是，他进行着自己的绝望反抗：他坚持素食主义，立誓把自己及其生命融入养育他的大地，每天都在土地上劳作，以此作为个体生命对土地最好的回报、保护与自我救赎。在《大地》的最后一节，作者写道：“我有一种庄稼满地的幻觉。踩在松动的土地上，我感到肢体在伸张，血液在涌动。我想大声喊叫或疾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拼命劳动一场。爱默生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与这世界上的劳作保持着基本关系。劳动是上帝的教育，它使我们自己与泥土和大自然发生基本的联系。”这段话可以看作全文的画龙点睛之笔，当然，也是作者抒写自我的仁爱之心。——一种博大的人类之爱。在苇岸看来，爱生活也好，爱人类也好，爱幸福也好，爱国主义也好，国际主义也好等等，都必须从自我做起，从爱土地、爱人类的地球村开始。正是源于此，作者的那些哲理思考和字里行间充盈热血的情感，才那么隽永、深刻，令人再三地回味。

归根结蒂，苇岸隐喻了人与土地永远的依存关系，把土地视为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以土地作为个人生命的艺术呈现。我们应当深深地向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救赎世界的泥土诗人致敬。

《大地》的文本形式非常独特。它由独立思想内容的一篇篇小文章连缀而成，每一个单章是一个意义完全独立的小品（笔者认为把每篇小文称作小品更为确当），如此叠加起来就成了现在的面目。可想，作者写作时是一个小品、一个小品地断断续续积累起来的，并非一挥而就。由此，读者自然会联想起新文学革命早期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以及后来的“语丝”散文与“语丝文体”。所谓“语丝文体”由“语丝社”而来。语丝社于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成立，因孙伏园创办的《语丝》（主张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杂志而得名，是“五四”后一个重要的社团。以鲁迅、周作人为台柱，成员有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川岛等。语丝文体的特点，是在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时候，一事一议，放纵而谈，庄谐杂出，简洁明快，表达形式上只重视文本的“随想”与“语丝”（絮语）的自由表现。显然，苇岸只是继承与发展了“随想”与“语丝”的文本特点，内容上则是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转向了纯自然的描写与思考。苇岸采取了“语丝”文本的形式，给他揿定了一景一思、自由抒写的文风，也让他的思想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内在表达。

也许不算夸张，《大地》的小品其实就是一首首散文诗。当年鲁迅的《野草》在《语丝》上（1924年9月—1926年4月）先后发表，后来就结成了“散文诗”集，鲁迅的“语丝”成了散文诗。苇岸也是如此，在《大地》里，他把点点滴滴的沉思默想变成了清新俊逸的散文诗，也许是追随鲁迅所致。显然，苇岸所写的这些小品，比之鲁迅《野草》的那些五百到千余字的篇章，还要简明与精短，每篇只有二百字左右，个别的只有几十个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苇岸散文创作的审美理想，就是追求诗的精短与诗的凝练。他在《大地上的事情》自序中这样说过：“我更倾向散文文字的简约、准确、生动、智性，我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又他在《一个人的道路》一文中，更清楚表达了他的艺术追求：“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这些引文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他所理想的就是当年杨朔所说的，把散文“当诗一样写”。唯其如此，读者从《大地》随便捻出来的，就是诗句。例如：“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游戏在孩子们手里，依然一代代传递”；“农民抢在雷雨之前，把麦田搬走”“它的姿势和蜂鸟在花丛前一样美丽”；“太阳的道路是弯曲的”，等等，不胜枚举。读者从这些诗句里不仅可以读出诗的精短、凝练，还可以读出诗的含蓄、隽永，而且最终读出来的是诗的质朴，——这是苇岸在规避诗的华彩眩惑之后的一种诗的质朴。

出于作者守拙的、追求质朴的审美趣味，这篇散文在语言修辞上，几乎只强调使用了比喻。正是大量地使用了比喻，而使全文的质朴的风格愈显质朴，并在质朴中显示了仿佛让人看不到的绚烂。如把大型蚁筑巢的举止，比喻为“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把落日，比喻为“圣哲临终”；把日出的期待，比喻为“等待伟大英雄辉煌的诞生”；把麻雀比喻为“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把斑斑点点的积雪大地，比喻为“一头在牧场垂首吃草的花斑母牛”；把秋收后的田野，比喻为“新婚的房间”等等，这些层出不穷的比喻仿佛魔术师似的变幻无穷，分布在各篇小品中，形成了《大地》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这些比喻的特点，是新颖、怪诞，又非常贴切和形象。而最大的特点是原创性、独特性，是在别人都想不出来的时候，它们神奇地诞生了，只在苇岸散文词典里才会出现的独特创造。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苇岸是一位充满灵感、充满智慧、充满诗性的散文家。仅从比喻创造的成就而言，也可以不夸张地说，苇岸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语言的修辞学家。

苇岸的价值，值得读者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