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黑人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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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自刚果的Alex有点沮丧。自7月15日黑人聚集广州矿泉街派出所事件发生后，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人与黑人之间的隔阂很可能会因此加深。
略懂中文的他上网浏览有关黑人的报道和评论，结果发现，这一波对黑人的讨伐来得比他想象中更猛烈：“很多人在网上说，让‘黑鬼’滚回非洲去。他们将所有黑人――不论是不是非法居留者，都形容成传播艾滋病的罪犯。”
Alex喜欢广州，最初来到这个高楼林立、霓虹变幻的城市时，他曾在心内悄悄幻想着：赚到足够多的钱，就把妻子Yvette接到这里来生活，让半辈子呆在非洲的她也感受一下异国的繁华。
可是，Yvette来了，又走了。“她跟着我到批发城进货，那次很不幸，我和两个批发商吵了起来，他们骂我‘黑鬼’。Yvette很不开心，觉得中国不欢迎我们。”旅游签证到期后，妻子回到了刚果，再也没提到广州生活的事。
“我知道，你们觉得黑人来自贫穷的非洲，什么都不懂。”他做了个鬼脸，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噢!那时我觉得中国人才坏呢!如果你对商品不了解，他们就以次充好；或者在黑市兑给你假钞。”
说着，他挽起衣袖，给记者看肩膀上一个已经愈合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疤――这是在三元里一个地下兑钞点留下的。当时Alex发现假钞，跟对方理论了几句，结果却被几个中国人同起来好一顿打。“我很强壮，他们没占到多大便宜。”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不过，路过的中国人说，看，黑人在打人。”
从阿拉伯到黑非洲
在Alex常去的广州站前路皮具批发城里，中国档主们并不承认自己对黑皮肤有偏见。“这家伙刚才已经在我这里磨了半天了，讲好价格却又不买。当他们告诉你要买1000个皮袋时，你别高兴，他很可能只是在你这里打探底价，然后再到另一家去继续侃。”阿林收拾着档摊里的手袋，指着正在隔壁档口猛按计算机的一名黑人说，“折腾半天，他们最后买的东西肯定也多不到哪里去!但是你看，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就不会这样。”
根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调研，上世纪90年代，广交会和广州批发经济首先引来的，并不是黑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后，黑人才开始追随阿拉伯人的步伐来到广州，并在2003-2005年形成一波黑人来穗经商的高峰。
现在，越秀区洪桥街道的小北路一公里半径内，已俨然是黑人的商贸天地。仅天秀大厦、秀山楼和国龙大厦3栋商住楼，就聚集了400多名黑人居民。然而，尽管黑人在广州从事着似乎与阿拉伯商人一样的贸易活动，但那些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厂商却认为，二者无论从资金实力，对商品档次的要求，还是生意谈判的态度上，都有着很大差别。
“做生意是最现实的。买得多，够爽快，对你态度一定好；拿着几万元就来做生意的‘提包客’，还哕哕嗦嗦，特别嚣张，换谁都不会耐烦啦!”
Alex承认，刚刚到广州的时候，他过的就是中国商人所说的“提包客”日子――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全塞在两三个大行李包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运气好的话，不需要超重托运也能上机。”
资金微薄，大包小包提运货物，不注重牌子，钟爱低端产品……黑非洲小商人的这些特点，令一些中国外贸商对他们产生了轻视和不耐烦的心理。
只有15％的商人会成功
“生意都是由小做大的。如今在广州，资产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黑人都不在少数。”Alex有点不平。事实上，他的背包客生涯只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年后，他就放弃了客机运货的方式，约同几个刚果商人拼凑一货柜货物运回非洲，共同分担运输费用。如今，上百万的生意对Alex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但并不是每个在广州经商的黑人都会成功。
黄石鼎告诉记者，在2003～2005年这一波高峰期过去后，中非商贸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受到黑人贸易商的启发，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开始觊觎广大的非洲市场，同时也有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点、办厂，甚至在非洲划定一些开发区，进行投资。零散型的贸易市场渐渐萎缩。
记者刚刚认识vivian不到一周，他就决定离开广州了。原因是非洲老家的哥哥打电话给他，说最近已有部分球鞋的销售价比他的进货价还低。“我花钱请人带着我在珠三角跑了一圈，依然找不到价格更低的货源。签证已经到期，做不成生意，我也不打算续签。”
广州加纳商会会长Atta则告诉记者，由于商贸形势的逆转以及这两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广州经商的黑人里，大约只有15％的人能真正成功赚到钱。
而黄石鼎把在广州居留的黑人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Alex和Alta这样的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已经比较长，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居留权，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而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虽然三类黑人群体都是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来的，但其中属于纯劳动力阶层的黑人却是近几年才渐渐出现的，且人数很少。
为了深入了解纯劳动力阶层的黑人，黄石鼎连续4个月经常在深夜11点至凌晨1点来到黑人聚集区与他们进行访谈。“他们通常来自非洲的贫穷地区，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些人大多对中国毫无了解，听别人随口介绍几句，就想尽办法筹钱过来，结果却只能在批发市场里替进货的非洲商人搬运货物，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商贸环境变化在挤压商人群体利润的同时，对依赖他们生存的黑人白领和劳动力阶层亦产生了连锁打击。但是他们往往没有重新选择命运轨迹的能力，连回国的钱都凑不够，只能继续滞留在这里碰运气。
国际穆斯林社区
广州人都知道，要找黑人去小北。但至于为什么小北会形成这样一个对黑人有着如此吸引力的特殊区域?可能连住在这里的黑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其实奥秘在于这里。”曾专门做过广州穆斯林社区研究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马强副教授指引记者来到小北路秀山楼下的玛伊德餐厅。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家普通的阿拉伯餐厅，门外竖立着阿拉伯文餐牌，里面是清一色穆斯林打扮的女服务员。“这是广州第一家正式的阿拉伯餐厅。”
在广州居留的黑人来自刚果、加纳、尼日利亚等不同的非洲国家；由于殖民系统的不一样，他们又以语言划分为英语系、法语系和葡语系地区黑人。然而，在马强看来，如果以黑人自身的群体内部认同度对他们作区分，首先应该是以宗教划分，其次是语言，最后才是地域和国籍。
黑非洲国家的虽不如阿拉伯国家统一，但伊斯兰教依然是拥有最多信众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据马强估计，
长期居住在广州的黑人里，起码有一半是穆斯林。当他们来到广州，发现秀山楼竟然有一家标准的清真餐厅，为了方便解决吃饭问题。自然都集中居住在这附近。
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客居广州的黑人里占了多数，围绕他们又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北为中心的中非贸易圈。专以黑人为目标的中非商贸城和更多的清真餐馆陆续冒了出来。现在，玛伊德餐厅只是周边众多清真餐馆其中之一。
8月的天秀大厦与平日相比显得有点冷清，在这里可以看到由广州伊斯兰协会张贴的中文及阿拉伯文的《广州地区每日五时拜时间表》，大堂管理人员说，本月是穆斯林重要的斋月，很多黑人都回家乡去了，要等到过完斋月，这里才会重新热闹起来。
严格说来，小北已不单是一个简单的黑人聚居地概念，在这里活动的主要是黑人里的穆斯林群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阿拉伯人，以及来自中国宁夏、新疆的穆斯林出于宗教及商贸的原因聚居在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正在形成一个新型的国际穆斯林社区。
媒体的放大
Atta的办公室在小北附近的恒生大厦。在中国待了4年，他已精通中国的人情世故。一听记者提起小北，他马上警觉地澄清：“白天你看到小北好像集中了全广州的黑人，其实大家只是在这里办公，并不是全部都住在这里。更多人分散居住在白云大道、三元里、五山等地。我住的地方离小北很远，整栋楼只有我们一家黑人。”
“我觉得，政府对待一个外来群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市民接纳程度影响的。”然而，由于语言不通及对陌生族裔的警惕，很多本地人即使与黑人比邻而居数年，对他们的了解程度依然接近于零。
对中国人来说，黑人就是黑人，没人会关心一个尼日利亚人和刚果人有什么区别，黑人穆斯林与黑人天主教徒又有什么差别。这种泛化概念以及生活空间相对隔离的结果，是他们对黑人的理解基本来自于媒体和网络的报道，同时又总是把个别黑人的问题，放大成为对整个黑人群体的认知。
“出于猎奇和吸引眼球的需要，一些媒体总是喜欢抓住黑人群体中发生的少数不良事件大肆报道，而对正面的事件毫不关心。”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李志刚分析了近年广州媒体对小北黑人区的报道后表示，在广州主流媒体对黑人区作为“问题化”判断后，网络上针对黑人的负面言论几乎同时猛增起来。
“我总希望能与本地媒体作诚恳的交流，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黑人群体出了个别不好的事情，于是你们都来了。”Atta摊摊手，“看，去年地震，我们给灾区捐了7万元，就从没有一个媒体加以理会呢。”
黑人犯罪率并无飙升
“谣言满天飞。”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5年的李先生这样评价最近关于广州黑人的流言。虽然公安部门以涉外关系为由不愿意公开广州黑人的犯罪率及偷渡率，但李先生私下表示，“但这几年遣返过不少黑人，却甚少见到偷渡个案。”
更耐人寻味的是，网络到处言之凿凿地流传着广州黑人犯罪率飙升之说，但却从不曾点出具体的比率，而遍寻近半年媒体报道，除热炒7月聚集派出所事件外，并没有多少关于黑人犯罪的个案。
“近一两年因商贸环境变化引致延期滞留广州的黑人增多，的确引起了政府重视，但它和犯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普通民众的印象恰恰相反，非法居留者因为怕身份暴露被公安部门罚款或遣返，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更为低调，如非特殊情况，甚少惹事。
在小北，记者遇到一位羞赧的黑人小伙子，他红着脸说，自己从来不敢在广州乘坐地铁，因为地铁工作人员身穿制服，他很担心那是会来抓他的警察。
“黑人遇到警察追捕时，也极少以武力反抗，通常只是利用自己的体能优势逃跑。”李先生说。当然，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一个黑人突然从二楼跳下来夺路而逃，警察在后面追，难免会引起旁观者的惊恐猜疑。
今年几乎所有关于广州黑人人数的报道，都引用了“20万”这个数据，黄石鼎感觉异常荒诞：“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它最初出自一篇采访我的报道，但我怎么可能会说这种话?”根据他的调研结果，目前在广州合法居留的黑人只有2000多(而不是近期媒体所说的2万多)，而即使包括非法居留者，长期居留(连续居留6个月以上)的黑人最多也只有数千人。
当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被一知半解的传媒一再放大，公众的认知渐渐离实际情况越来越远。
谁歧视黑人?
Alex带着记者走在小北一带的宝汉大街上：“我知道登峰酒店那边有和，中国人看到了就会说，看，黑人都是吸毒者和犯，他们会传播艾滋病!但是要知道，正如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一样，我们大多数人过的并不是那种生活。”
经过一家小酒吧，里面正播放着热情洋溢的黑人音乐，Alex经常来这里消闲，他喜欢青岛啤酒。沿途的服装店里挂满色彩鲜艳的非洲风格裙袍，据说批发零售都可以。这时，有人过来兜售长途电话卡，Alex买了两张200元面值的。他又开始想念不愿到广州来的妻子Yvette了，“总有一天，我要让她相信，我们也能得到中国人的尊重和友谊。”
这俨然已经是一个完善的非洲生活圈，李志刚称，这样一个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以黑人为服务对象的小经济圈，是近几年才渐渐形成的。它使得黑人与本地居民其实不再是完全隔离的，可以通过服务业频繁地有所接触。
李志刚和他的研究生团队曾向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中国居民派发了大量问卷，调查他们对黑人的接受度。结果发现，白领、自由职业者和学生对黑人聚居的排斥度最高，分别为86％、80％和65％；而因工作经营与黑人有日常接触的服务业人员，对黑人的接纳程度则较高，达到65％；商人的接纳度是最高的，达到88％。
也就是说，本地居民与黑人的接触程度，与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是成正比的。那些与黑人毫无接触的人，对黑人最为厌恶，但随着接触机会增加，这种不良印象会逐渐被修正。沟通之难
“我一开始也很害怕黑人，但是接触之后会觉得，其实他们只是普通人。有的人不讲诚信，不讲道理，但有的人也很好。”广东女孩小薇红着脸低头说，下个月她将要和黑人客户Miky结婚了。虽然家里人很反对，但是小薇还是毅然跟随未婚夫信仰了伊斯兰教，说起Miky，她在白头巾下露出甜蜜的微笑。
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重视的主麻日，小薇得到老板特准，上午可以提前下班，和Miky一起到小东营清真寺，仔细地清洁，跪朝西方向真主祈祷。“Miky很好，他已经很‘中国’了。有的人说女人不要去清真寺，他从来不理会。”
而周日下午，广州石室教堂的英文弥撒时间，也聚集了大量虔诚的黑人天主教徒，在唱诗班轻柔的合唱中，翻开圣经安静地跪祷。
“我理解政府对黑人进行宗教聚集的担忧，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得当，其实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马强说。
“7・15”事件发生后，为防止事态扩大，天主教广州教区紧急邀请了部分非洲教友团体代表及负责人举行座谈。在天主教《信德报》的报道中，广州教区甘主教介绍说，每星期天都有五六百位非洲裔教友到石室天主堂参与弥撒，为此广州市公安和宗教部门向教会提出了预防事件发生的要求，协助做好非洲裔进堂教友们的思想工作。
而几位非洲教友团体负责人在7月18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向广州教区的神父们表示：“我们没有参与此次事件，也肯定不会因此而去闹事，请主教和神父们不必担心。”他们说非洲裔天主教教友一定会保持克制，更不会在公共场所聚众闹事。但也同时强调，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马强眼里，黑人穆斯林同样恪礼虔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肯定不敢犯下严重罪行，因为这会让生气。但问题是，部分黑人穆斯林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对于诚信、克制、时间观念等没有什么概念。这就造成了当地民众在交往中认为部分黑人穆斯林素质相对低下的感觉。如果清真寺的神职人员能对他们进行集中教育，效果肯定比什么都强。”
贸易与宗教，可以说是黑人与广州所发生的两个最紧密的联系。“义乌的经验则与广州完全不同。政府除了清真寺还设了一些由外国穆斯林自己负责的临时礼拜点，事实证明这样做并没有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反而使外国穆斯林更多地感受到政府的接纳和包容。”马强表示。
事实上，无论从宗教渠道，还是日常生活的接触，沟通永远是黑人与中国人能互相接纳包容的唯一途径，也是永恒的主题。
Atta说，他有很多想法，比如搞一些论坛，让中国人与非洲人济济一堂，各抒己见；又或是搞一些公开的友谊足球赛。但这些想法能不能很好地实现，则有待观察政府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黑人的思考方向是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