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对《广韵》体例的认识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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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顾炎武《音论・唐宋韵谱之异》一文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广韵》体例的看法，主要包括《广韵》之韵目及目次、“同用”“独用”之注、平声之分卷、某韵因字少而附于他韵等几个问题。其中论断多得本旨，然亦有个别疏失。

关键词：顾炎武 《音论》 《广韵》体例 得失

汉语音韵学之古音研究能走上科学的道路，并在清代结出累累硕果，顾炎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顾炎武之音韵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其《音学五书》中，而《音论》乃五书之旗帜。顾炎武说：“此书（指《音学五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1]（P4）《音论》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集中展示了顾炎武对汉语音韵学上的十五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在《音论》卷上《唐宋韵谱之异》一文中，顾氏将《广韵》作为唐韵的代表，将成书于宋仁宗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的《礼部韵略》和成书于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的《古今韵会举要》作为宋韵的代表，比较了唐宋韵书在韵谱上的不同。其中就顾炎武对《广韵》体例的认识而言，有得亦有失。兹略论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顾炎武关于《广韵》韵目及目次之观点

顾炎武曰：“（《广韵》）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此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意所谓‘一东二冬三钟’者，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本于沈氏之作。”[1]（P19）要言之，顾炎武关于《广韵》韵目的观点有二：其一，今《广韵》二百六韵乃“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其二，今《广韵》二百六韵之次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本于沈氏之作”。

顾炎武的上述论断一方面正确反映了今《广韵》之部目是在南北朝以来韵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顾炎武又错误地认为它“本于沈氏之作”，乃“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

秀水朱彝尊《重刊广韵序》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顾其书，终莫有传者。……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广韵》仅存，则天之未丧斯文也。”[2]（P1）既然沈约之书“终莫有传者”，那么顾炎武所言《广韵》之目次“本于沈氏之作”就是不确凿的。

《广韵》之韵谱究竟从何而来呢？兹分以下三步来讨论。

第一，隋陆法言《切韵》部目的形成。

隋代陆法言《切韵》形成的基础是六朝以来的南北韵书，《切韵》之分部，亦本诸六朝韵书。

周祖谟说：“南北朝时期，声韵之学大兴，分别纽韵、区分四声的韵书相继产生。到了隋代统一南北后，陆法言根据颜之推、萧该、魏彦渊、薛道衡等人的讨论，参酌南北韵书，编定为《切韵》五卷。”[3]（P11）

王国维《六朝人韵书分部说》：“魏晋六朝所撰韵书……分部概无可考，唯内府藏《唐写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平声一目录‘冬’下注云：‘无上声。阳与钟、江同；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脂’下注云：‘吕、夏侯与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真’下注云：‘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阳、杜。’‘臻’下注云：‘无上声。吕、阳、杜与真同；夏侯别。今依夏。’案：所云吕、夏侯、阳、李、杜，即陆氏《切韵序》所举之吕静、夏侯、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五家之书也。著此五家与《切韵》异同，必陆法言《切韵》目录下原注。”[4]（P172）

黄典诚说：“自序（指陆法言《切韵序》）提到吕、夏侯、阳、李、杜五家的分合情况和《切韵》跟他们的关系，……陆法言和他的同道，以吕静《韵集》为古典韵书的代表，夏侯《韵略》为南方方音的代表，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为北方方音的代表，因而进行了‘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讨论，是者、通者依之，非者、塞者违之。”[5]（P34）

张世禄说：“六朝诸家的分部与注音，各自依据各时各地的方音，以致不免有相乖忤。陆法言所谓‘取诸家音韵，古今韵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就是依据颜之推、萧该等人的旨意，‘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把六朝诸家荟萃综合起来，纂成《切韵》。”[6]（P16）

以上诸家之论述皆说明，陆法言在编定《切韵》目次时，以吕、夏侯、阳、李、杜五家韵书之目次为参照，在斟酌了各家韵目的分合情况后定出了《切韵》之目次。《切韵》之目乃承六朝韵书而来，《广韵》又以《切韵》为基础发展而来。因此，顾炎武所言《广韵》之韵目乃根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韵书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广韵》之韵数以及目次并非如顾炎武所认为的“隋唐以前相传之谱”。

王国维在《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后》一文中说：“先儒以《广韵》出于陆韵，遂谓陆韵部目及其次序与《广韵》不殊，此大误也。”[4]（P175）王国维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三种唐写本《切韵》残卷，考订出陆法言《切韵》共193韵，其韵部之数量以及排列次序皆与《广韵》不同。

第二，唐孙《唐韵》部目的形成。

据王国维考订，《唐韵》有开元、天宝二本。开元本《唐韵》共有195韵，与陆法言《切韵》之193韵相比，多了上声俨韵和去声酽韵。天宝本《广韵》乃孙之作，共205韵。孙《唐韵》与陆法言《切韵》相比，平声增加了“谆、桓、戈、”四韵，上声增加了“准、缓、果”三韵，去声增加了“、换、过”三韵，入声增加了“术、曷”二韵。与今《广韵》206韵相比，孙《唐韵》在数量上多了“”韵，而少了“俨、酽”二韵；在目次上，平声和入声方面都有不同，而入声上的不同尤为明显。[4]（P179）

一般人都以为，《唐韵》部目乃承《切韵》而来，《广韵》部目又承《唐韵》而来。然而，从王国维的考订可以看出，天宝本《唐韵》的部目在数量上虽然与《广韵》极为接近，但在次序上却差别较大。故断言《广韵》部目乃承《唐韵》而来似乎不妥。

第三，宋陈彭年《广韵》部目的形成。

王国维说：“以余曩日所考，则《广韵》部目韵次并出李舟，而《切韵》《唐韵》则自为一系。”[4]（P176）王国维还在《李舟考》一文中考订出，李舟乃唐人，生于孙之后，其《切韵》大致作于唐代、德二宗之间。“其书唐时不显，至宋初而始见重。有宋一代韵书部次，皆自李舟出也。……唐人韵书，以部次观之，可分为二系：陆法言《切韵》、孙《唐韵》及小徐《说文解字篆韵谱》、夏英公《古文四声韵》所据韵书为一系；大徐《改定篆韵谱》与《广韵》所据者为一系。……韵书自隋至有唐中叶，固未有条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见之《广韵》者。惟大徐《改定篆韵谱》，除增‘三宣’一部外，其余部次与《广韵》全同。大徐于雍熙四年作《韵谱后序》，云：‘又得李舟《切韵》，殊有补益。其间疑者，以李氏为正。’是大徐改订韵谱多据李舟。……小徐原本部次与《唐韵》同，大徐改本与《广韵》同，而大徐本所据为李舟之《切韵》，然则谓《广韵》部次即李舟《切韵》之部次，殆无不可也。”[4]（P185）正因为徐铉《改定篆韵谱》与《广韵》为一系，而徐铉之韵目次序又依据的是唐李舟之《切韵》，所以王国维说：“谓《广韵》部次即李舟《切韵》之部次，殆无不可也。”[4]（P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