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的权杖流变谈四坝文化权杖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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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杖在我国中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使用。商周以降,其类型缤纷多姿,反映出用途和文化趋向多元化。本文从石器时代始,检索了三代时期权杖使用的一般状态,辨析了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出土四羊青铜权杖使用方向等相关问题。
[关键词]青铜器 ;权杖;四坝文化;萨满教
[中图分类号]K8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09-08
一、 问题的缘起
甘肃玉门火烧沟在20世纪70年代的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多枚玉质石权杖,其中一件四羊铜权杖以独特的造型令学术界瞩目。本文尝试结合考古发现所得,就权杖的起源、用途、流变等问题进行梳理。
有关权杖起源的说法有多种,有学者认为权杖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出现,当时的部落首领为显示自己的权利来自神灵,常手握部落所崇拜的图腾表明自己是人神合一的化身。后来为了携带方便,图腾逐渐演化为权杖。杖顶一般雕刻着部落崇拜的神灵,如古代印第安人留下的一些壁画中,可以看到手握这种权杖的印第安王形象。至今,非洲一些部落的首领仍然拿着雕刻有人或动物形象的权杖。也有人认为权杖源自古代,当时部落首领多为年长而有智慧者,为行走方便,也为随时惩罚违法犯纪者,他们手中握有经过本部落全体成员认可的有特殊标记的手杖以象征其权威。历史上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权杖是古代罗马时代高级执法官的权杖,称为“束棒”、“法西斯”,原为中间插一把斧头的一捆木棍,作为执法权利的象征,同时表现执法权的威严。罗马帝国覆没后,这种权杖流传演变,形制变化多端,成为一种礼仪性物品。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宗教、军队等首脑人物都有权杖,并在重要的场合持握。权杖用于巫术祭仪、生产(耕耘、狩猎、测影)、生活,甚至还渗透到了政治权利层面等。
二、史前时期的权杖
穿孔石器。(3件)呈扁圆或扁球体,或表面磨光,或保留河卵石的天然面。一般直径约为10～20厘米。我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资料大多在北方,如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吉林延吉德新、延边地区、黑龙江的海拉尔、陕西大荔沙苑地区、河南许昌灵井以及青海贵南拉乙亥遗址群、江西万年仙人洞等。穿孔砾石作重石之用,在原始农业阶段用于增加挖土棒(或尖木棒)上的重量以利于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南非的不须蔓人依然在使用。加重石挖土以及作为播种工具。(图1)
星形穿孔石器。(3件)呈八角形,中间有对钻孔,直径10厘米,孔径6厘米,厚2.3厘米,亦称“多头斧”。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第四次发掘中出土,同类器物在云南双江也曾发现2件,呈六角形。吉林延边出土环状石器中,有些所谓“花冠状”者,亦当属于此类。(图2)
彩陶权杖头。(1件)发现于甘肃西和县宁家庄,系泥质红陶,内空,橙黄色,黑彩。高7.8厘米,腹最大径12厘米,上下穿径1.2～3厘米。器身通体绘彩,上半部饰弧线勾叶纹,下半部以十字形均分四瓣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以陶质陶色纹饰可定为仰韶晚期庙底沟类型遗物。(图3、图4)
大地湾汉白玉石权头。标本F405:11,以白色大理石岩为料,器形完整。圆形,中间有孔,孔壁平直厚重。外径10厘米,内孔径3.6厘米,厚3.5厘米,重980克。表面光滑,一面较平,并沾有部分红色颜料,一面略凸起。圆环状磨制精细。(图5)
鸟形木雕。浮雕,出土在北壁西端。通长40厘米,残宽4.5厘米。鸟形炭化木雕艺术品,很可能是权杖,横杆是权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图案可能是图腾徽帜。权杖为氏族首领统帅所用,为鸟图腾的氏族。
玉猪龙。红山文化,高14厘米,宽10厘米,厚3厘米。河北省围场县下伙房村出土,兽耳巨大,双耳耸立,由三圈阴线勾画出圆形大眼,首尾衔接缺而不断。器中央有一大孔,皆由两面对钻而成,现藏冀省博物馆。
四羊青铜权杖。四坝文化(约前1800～前1500),中空,该杖穿孔上小下大,小头现已被绿铜锈堵塞,颈部饰四圈凸棱,腹部外鼓,中部偏下对称的铸有4个盘角的羊头形饰,杖头如梨形,若放置稳定,即:重端居下,羊嘴朝天。高8.5厘米,宽7.2厘米。(图6)
羊头形陶方杯。火烧沟墓葬出土,方杯把手作吻部朝天的卷角绵羊头形,腹部黑彩绘一双手掌纹。该杯高5厘米,口径4.5厘米。 (图7)
铜鸟饰。巴燕峡征集,据称出土于墓内,鸟身长颈大咀,似为水鸟,中空,腹内有一石球,摇动有声,下为长方形圆銎,为杖首一类器物的装饰品。(图8)
铜人饰。大华中庄遗址墓葬出土2件,由四人面组成,其中一个整人头带有颈部居一端正位,二浮雕人面各踞其下两侧。另一浮雕人面居前端与带有颈部人头像面相一致,较两侧人面像略大,胎薄中空。器物虽不大,但铸造精细逼真,工艺已达相当水平。这两件器物似为镶嵌在木质器物上的装饰品。
玉馒头形穿孔器。呈半球形,灰白色,一侧有大面积浅绿色浸润斑。球面磨制精细,孔对钻,略扁。最大直径10.5厘米,高6.9厘米,孔径2.4～3.1厘米。(图9)
一号祭祀坑金杖。长1.42米,重约500克,其上有平雕的人头、鸟、鱼、穗等精美花绘图案。系用金条锤打成约7厘米的金皮后再包卷而成。金皮内木心靠近下端的一组为两人头,头戴锯齿状冠,耳悬三角形耳坠,人头像为弯刃眉,立眼,兽耳,作展翅飞翔状。金杖可能与传说的鱼凫时代有关系。从图案内容看,可能与巫术祈祷意识有联系,推测是一柄巫术用杖,或为“魔杖” 。还有的认为是蜀人模拟巫术原理而雕成的一幅渔猎祈祷图。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发现的青铜杖饰。辽宁敖汉旗大甸子M454的木质葬具,经碳―14测定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95年。见《考古》1978年4期,与殷商早期的二里头遗址晚期约略同时。
铜杖头形器。标本:479,为立雕状连兽首,半张口,三角形齿,圆目,双耳及鼻大明显。中空,颈部作正圆的銎。颈背部及颊两侧饰云雷纹和卷云纹。
玉杖首(原文“玉珠”)。共8件,新石器时代中期,高5.3厘米,直径8.5厘米,孔径3.1厘米。吉林省镇赉县南镇聚宝山砂场遗址调查所获,墨绿色。器体半球形,中部对穿一孔,现藏于县文物管理所。
猪首形玉饰。镇赉良渚文化江苏省新沂市花厅遗址48号墓出土,青白玉,表面呈乳白色,纯洁光滑。以一不大的三角形片状玉料,中间透穿圆孔,外边缘稍加琢磨琢成猪首形,长5.2厘米,宽4.5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铜权杖头。大甸子出土,青铜合范铸成。形似羊角,断面成椭圆形,銎口外缘有一周凸棱,沿棱边每面横排3个凸起的乳钉和4条平形的棱线,銎口内尚存朽木,通高5.4厘米,銎口长径2.7厘米,短径1.5厘米。(图10)
三、商周时期的权杖
穿孔石球。(1件)扁圆形,中心有一对钻的较大圆孔,表面有极细的蓝色线纹三周,高4.8厘米,径5.9厘米,孔径2厘米。器表没有使用的痕迹,殷墟妇好墓出土。
井叔象牙杖首。陕西长安张家坡M170:117,雕刻成虎头状,口、鼻、脸、耳等都刻成细槽,槽内镶嵌绿松石片,颈部也先镶二周绿松石装饰。颈部一端有銎,可以纳柄。长8厘米,銎径1.8厘米。根据M170墓葬形制,它在井叔墓地中的坑位以及所出青铜方彝上铭文,可以确认其墓主人是一代井叔。井叔家族墓地包括一座双墓道的中字形墓、单墓道的甲字墓中规摸最大的墓。
在北京房山县黄土坡发现的燕国贵族墓地,有大型墓和车马坑等,出土了一批带“侯”铭文的铜器。特别是有一件西周初期的大型圆鼎,铭中除“侯”字样外,还两次提到“太保”。“太保”即召公,因而此器的发现就为确定这一西周遗址即燕之始封,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铜器中有一件《亚侯母己盘》和一件《亚其侯》鼎。侯是商代后期至西周初期铭文中常见的一个族名,陈梦家曾搜集了五、六十器,并分成了四组(《美帝》A523),王献唐也作过专门研究,解放后又出四五器。此字卜辞金文俱见,王献唐释“矣”,认为“上面 ……乃横书口字,从大从口,会意”。并说在人形的大字手中所持之物乃是一根棍。(图11)
四、权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权杖在石器时代穿孔砾石作重石,用来增加挖土棒重量以利于点种或收获根块植物,或用之于狩猎砍伐、观察时辰节候,适时进行生产活动。单体的棍棒,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解释六书“转注”时,认为“考”本义是考杖,即像一个老人倚杖而立的样子,引申义为人衰老。考老本来是同一个符号,初始义“考”即靠,靠就是棍棒。而后者不改变符号直接注入了“老”的意义。随着氏族部落社会的发展,首领权利集中,权杖凸显为权威的替代物。单体的形式还见于现存法国罗浮宫博物馆的原巴比伦城的马尔杜克神庙汉莫拉比法典石碑上,碑顶是71厘米高的浮雕,表现夏马西(太阳神)正坐着向汉莫拉比(王)授予权杖,汉莫拉比在夏马西面前举手表示敬意。商末周初燕国贵族墓地金文中,亦有单体杖的图形。林向教授根椐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树、羊首龙柱、青铜公鸡杖首、金太阳神鸟、牙璋、执璋人像,以及盐源出土的青铜树、羊首虎杖,云南石寨山M71:133出土的剽牛图与贮贝器上的虎牛神树、石寨山出土的表柱等,认为是最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之一――“立杆测影”。
(一)权杖的特色
1.以玉为崇拜物。
先秦文献中“玉帛牺牲”一词,几乎与所有礼仪活动联系在一起,以为玉是“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的物质。郑德坤先生认为,“玉是鬼神的粮食”。神是一种靠设想和幻觉来构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不明概念。《说文》释巫字为“以玉事鬼神为之巫”。巫是人神之间的交往者,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的意志的体现者;玉是巫奉献给神的礼物,巫通过神而成为玉的占有者,巫通过玉来表现神的存在,玉成了神的物质表现。因而巫、神、玉三者间成一体,互为表里的关系。将玉器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起来,已是考古学界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孙守道在《论中国历史上“玉兵时代”的提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札记》一文中,已明确提出和论证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玉兵时代”。还有学者将玉器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起来,也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玉兵时代”。
2.以羊为图腾的现象。
羊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在辽宁省朝阳县魏营子村老龙发现的铜羊首、三星堆羊首龙柱,1931年在乌尔第九次发掘中,位于小神庙的地窖中出土的古巴比伦时朝深褐色石羊头杖首,都是很好的证明。此外,在乌尔的数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类似的羊头杖首,该杖首作为神性象征符号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材料中得到了确认。羊头是位于冲击平原西南角的埃利都的地方神――埃阿、恩基神的象征。
《周礼•夏官》中有专职的羊人。商周时期以四羊方尊、折觥尊最为著名。在当时的造型艺术中,曾出土一件羊头形石杵,双角卷曲。目前学者认为羊是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家畜,在三门峡庙底沟二期遗址出土的家山羊是北方新石器时代最早的记录。至于山东城子崖出土的羊骨,已被鉴定为“殷羊”,是一种与殷代绵羊同种的家绵羊。 “以羊象征太阳神,源出于羌戎族。羌族羊祭,图腾神以羊名,因以‘日’名‘太阳’即‘大羊(祥)’。在商周青铜器上,亦以羊为吉祥物。” “羌族因羊图腾得名,图腾柱可简地称为‘羊柱’和‘羊角柱’ ……作个立杆测影的圭表。”而“禹为地母神,《国语•郑语》说:‘禹能水土’。用‘单’为立杆,测定九州大地,进行治水工作”。这“单”就是立杆测影的羊角柱”。“羊头形陶方杯,腹部黑彩双手掌纹”。抑或表示双手擎羊通天地之意,它是古代文明中“多元一体”的表象。
3.铜权杖头的区域特色
羊青铜权杖采用合范、分铸及镶嵌等复杂工艺,代表了四坝文化冶铸业的最高水平。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分化为辛店、卡约、诺木洪等文化,依次分布在洮河、黄河上游、湟水谷地及柴达木盆地。在河西走廊,自四坝文化消亡后,有较长一段的时间空白,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在走廊西侧出现了骟马文化和以安西兔葫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古代中原文明是用“九鼎”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夏商周用九鼎作为政权的象征,在历史上形成一脉相承的传统。王朝更替,九鼎便易手,而中原王朝用杖之俗始于周。权杖这种原本的普通器物而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权利的特殊象征物;原本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形式,后来随着西亚文明之风四向吹拂,这种文化因素也被带至世界其他地区。古埃及、爱琴海诸文明无不深受此风浸染。后来的历史表明,世界许多地区、国度,都先后使用权杖标志,追根溯源,大都与西亚文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4.权杖用途蠡测
权杖头有圆形、星形,从形式上讲,五角纹图案很容易与太阳加以联系,其中指向四方的八角可认为是象征太阳的光芒。事实上,人们一直持有类似的看法。但是,这种图案却始终没有与圆形共存……因为圆形是古人对于太阳普遍的象征图形,而且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同朝代的太阳图像中,也从没有画成八芒的情况。说起方位,首先要涉及一连串相互递进的概念:四方、五位八方和九宫。四方和五位是方位的基础,八方和九宫实际则是两个概念的进一步延伸。五位是以四方为基础而产生的平面概念。赫者族萨满举行原始教仪时,一个萨满有四根神杆。分别绘蛇、龟、带翼的神兽、猪形神兽、鸠。都是由领路神得到的启示。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权杖,红山文化木鸟形浮雕权杖,体现出的当时人们的思维内容和社会特点:鸟反映灵敏,能腾空飞翔神奇的魔力;一有动静立即起飞也可以为主人报警;作为天气预报和吉庆报喜。大地湾的玉石权杖出于屋内;兽面形权杖头、四羊青铜权杖等出于墓葬内。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可能是距今7000~3000年的一种农耕文明。
5.权杖在境外民族中的表象
民族考古学研究认为,星形棒头。它也分布于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等地。有关它的制法、使用情况,这里要说明的是,附有石质棒头的棍棒除作为一般武器外,还有可能是一种权力杖(mace)。这种器物只为首领所持,作为权威和尊严的象征,并非实用之物。各种棒中,凡是头部形状较特殊者,往往属于此类。如星棒头,在南美或用金属制作,具有权杖的意义。综上所述,权杖有以下特质:首先,权杖制作精细,选材考究,石质细腻,当一种艺术品而制作,形状上也当一种艺术品而夸张。权力杖不是实用之物,表面光滑,一般不会留下使用痕迹。其次,权杖不是公众普遍使用之物,在部落或村落内,数量不会很多。对于那些制作较精,每个遗址只发现一两件者(如武威皇娘娘台所发现者),可以考虑原是权利杖的可能性。
6.避邪的功能
红山文化出土有一块兽面形饰,曾被称为“兽形玉”、“玉猪龙”或“玉雕龙”。兽面形玉饰在墓中位于人骨腹部正中,榫部朝向脚。兽面形玉饰是红山文化社会贵族中少数人员使用的一种饰品,其兽面形饰可能具有避邪的作用,反映了使用者的特殊身份。参照与兽面形玉饰同出的有玉箍形其他玉器的现象,以及出土兽面玉牌饰的墓主为成年男性,推测使用兽面形玉器饰的人是服务于当时以积石冢为单位的社会小集团首领人物或具有特殊作用的男性成员。这种特殊作用与其具有的特殊技能有关。在当时尚未发达的社会中,这种特殊技能不外乎农业、狩猎、畜牧等为谋生而获得食物的技能,制玉等手工方面的技能,以及巫术等原始宗教活动方面的技能等。红山文化兽面形玉饰是在晚期用玉习俗逐渐兴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器形,它的年代应在前3360至前2667年之间,它并不是红山文化部族中首领人物使用的那种象征着军权与神权的礼仪用品。
7. 各主干权杖文化的谱系
四坝文化是由河西马厂类型演变为过渡型遗存发展变化而来的,河西马厂类型与四坝文化有直接的血缘继承关系。齐家文化仅构成四坝文化的旁系,受其影响,四坝文化从齐家文化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过渡型遗存彩陶穿插在齐家文化墓地之中,表明它们也曾有过密切交往。墓中往往有丰富的随葬品、大量殉牲,有的还拥有玉石制作的权标。表明他们聚敛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是氏族和部落内的贵族首领,他们掌握着军事指挥权并支配役使其他氏族成员,对少数地位低下者和战俘握有生杀大权。由于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这样一个重要的东西交通要道上,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的若干变化以及整个大北方文化交往的频繁,各种文化因素的冲击、碰撞,无疑加快了四坝文化独特风格的形成速度。据研究,上孙家寨卡约文化第一期的年代为距今3800至360 年,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并处在类似的自然条件下。各自有墓室结构和葬俗相似的情况。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的土著文化,是继齐家文化发展起来的,卡约、唐汪、辛店,皆为羌族的遗存。主要分布于青海省的黄河沿岸和湟水流域,并以此分为两大系列。早期称为卡约期,晚期称为上孙家期或唐汪期。在黄河沿岸卡约早期,彩陶器最多,墓均为竖穴土坑;湟水流域的上孙家寨,以粗陶小双耳罐为主要炊具,墓多为横穴,少用木棺,无火葬。该文化盛行二次扰乱葬。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各地所见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认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即“华山玫瑰燕山龙”。据现有考古资料显示,偏洞墓在齐家文化以下四坝、卡约、辛店、寺洼等文化中广泛存在,凸显了其传播价值。从中可以看出,权杖制作材质从陶质(或木质)演变为石质(玉质)再变为金属,工艺有彩绘纹饰、雕刻、琢打磨等,走过漫长的路。用途从家庭“生产工具”至氏族长老“仪式用杖”再到部落首领权杖。
(二) 关于手印纹的认识
日、月相关说。干骨崖出土四坝文化彩陶豆内壁绘有两只手掌纹和四个变体“S”形纹,口沿内外各绘有一周相并列的倒三角纹,其数与一月之日数相对应,说明该豆内花纹中的手掌纹为计数符号,其中的四个变体S形纹为四季划分交相往来寓意的符号标志。
生数、成数说。古人以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生数为基本数,以生数五为基础,分别相加不同的数,即可得到五个成数……进位制的产生是人类出于生物学上简单的联想,人们可以由以一只手对五给予的特殊信号记数,也可以由两只手的特殊信号计数。中国的进位制在所见的材料中主要表现为十进制,而在巴拉圭的一个土人部落中,所使用的数字名称却也对应着1到4、5(一只手)和10(双手),这些古老的做法与生成数思想显然是互为因果的。
精华或神灵崇拜说。手是重要的劳动器官,《后汉书•南蛮传》引《南州异物志》说鸟浒人“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南美洲图帕利族最欢喜吃人的“手和脚,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精华在手和脚。他们知道,不论狩猎者、播种者、卫士和男巫,没有手是不行的”。原始人甚或精华或精灵(或称Manna,或be,或称Ka)就住在手里,因为人用要手感触事物,手能做最多的事情。
宗教咒语说。欧洲洞窟手印岩画的时代,据考古学家测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初期。裴文中先生在《旧石器时代艺术》一书中,将手形列入原始艺术,认为它是最早的黑影艺术。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手印画的产生年代比最古老的动物画还要早。内蒙古雅布懒山布布岩洞的手印岩画与外国手形岩画有着相同的时代特征,它的产生时代很可能与国外手印岩画同样古老。手印岩画,可能与宗教咒语有关。那是因为有些手印与周围动物画交杂在一起,有的甚至按压在动物身上,确实蕴寓着希望“现实真正动物画的那样被刺伤或被抓住”的涵义。布布岩洞岩画虽然没有动物图像相伴,很难说它有“为抓住动物”的咒术功利目的。或“手形”的含义很可能是人类对手的歌颂。
(三)关于羊头形陶方杯的用途
四坝文化羊头形陶方杯作为容器,羊吻部及双手纹朝天。手捏塑,容积小。据卢浮宫博物馆艺术珍藏的埃及一献祭妇女头擎方杯木雕观察,她双手持有一物,头顶的方杯造型应与四坝文化所出相似。为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中王国的彩绘木雕。(图12)
此外广泛见于北方草原岩画中的蹄印、手印、脚印、兽足印等,都可视作表象的类化思维的产物。这种以局部代替整体的画面,是人的头脑高度类化的结果,已具有抽象思维的因素。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一幅野牲四腿朝上,旁边有人祈祷,以乞求亡灵的灵魂饶恕。这是将野牲拟人化的结果,倘若不认为野牲与人一样有灵魂,是不会有祈祷之举。
(四)关于倒羊头
在辽宁省朝阳县魏营子村老龙湾发现了一种介于夏家店上、下层间魏营子,它们属于北方系青铜文化。它的陶系质地以夹砂红陶和红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粗泥灰陶。花边鬲、花边罐最富特征。魏营子M7101,有铃首饰、山羊首饰、甲泡饰等,具有北方青铜器特征。是辽西地区历年出土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器(笔者按:魏营子金臂钏与火烧沟所出相似,山羊首饰从图像看也为羊嘴朝天的状态。
受手印、羊头形陶方杯、倒羊头权杖的启示,笔者认为,卡约、沙井一些墓的殉葬动物吻部统一朝向人头上方,以及四坝文化彩陶罐舞蹈形纹中的跪拜之形,主要是祈祷农牧业丰收或希望死者有与生前同样的享受。
美洲印第安人丧葬墓碑,最明显的是将鹿和鸟等倒画于碑上。丧葬所见的那种刻以图画文字的墓碑。这类墓碑大多记述战士与著名酋长经历的战斗,参与盟约。(图13)中国古代习俗,尤其是原始部落,往往是以挽歌送葬。这种祭祀碑画,为四坝文化的双手擎倒羊首方杯、四羊青铜权杖头使用方法作了诠释。
(五)权杖使用的民族学调查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M6:30号缚牛扣式图像,为圆柱形的栓牛桩,……云南广南铜鼓腰部的椎牛图中心为一柱,柱顶上有各种装饰;柱上系一牛,牛在警觉地躲避,两砍手分踞两旁,扬起手中的刀斧(笔者按:其一似杖,长约与小臂相若)。
(六)权杖使用的考古学考察
考古学家对比、观察石斧和环状石器的使用痕迹发现,石斧有较小的破碴,少量较小的蹦痕和斜向的磨蚀沟;环状石器的使用痕迹,则是大量的崩痕、破碴和断裂现象,不见磨蚀沟。我们认为环状石器的主要功能是砍砸,而被砍砸的物体又有一定的硬度。只有这两个前提的存在,才有可能使环状石器在被砍砸物体的碰撞中产生大量的崩痕、破碴和断裂,而没有磨蚀的痕迹。火烧沟无论是玉权杖,还是四羊青铜权杖均没有崩痕、破碴及磨蚀痕迹,因此不可能作为砍砸工具。
目前考古发掘的兽面形玉饰有4件,分属3个考古学层位,即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第十六地点和石冢M14和姜家梁M75。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21的兽面玉牌饰有榫部。在征集品中,这类兽面玉牌饰都有可插系的榫部。如在辽宁省文物商店征集的一件兽面玉牌饰,末端内收,穿一孔。说明其是通过插系方式固定在某种有机物构件上的……如长度从腹部至脚底,那么这类物品可能为杖,兽面玉牌饰应为杖首。如果长度短,不宜称杖,那么这类物品可能为杖手持的牌饰,兽面玉牌饰是这种牌饰的主体,系的有机构件可能是供权杖手持的柄。以上几点现象说明,兽面形玉牌饰是红山文化社会贵族中少数人员使用的一种饰品,可能具有避邪的作用,反映了使用者的特殊身份。参照与兽面形饰同出的有玉箍等其他玉器的现象,以及出售面玉牌饰的墓主为为成年男性,推测使用兽面形玉器饰的人是服务于当时以积石冢为单位的社会小集团首领人物或具有特殊作用的男性成员,这种特殊作用与其具有的特殊技能有关。在小河沿文化中使用的是女性耳饰。
五、余论
有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事物,我们会难以理解,因为漫长的岁月给它们蒙上了层层神秘面纱。在涉及到史前时代的时候,这类问题就更加令人不可琢磨。本文对“四羊权杖头”、“倒羊头柄方杯”用途的探讨就是由上述思考而发。还有一些不知名器物更是如此。随着田野考古研究的深入,此类问题必将逐步解决。以前的研究者将四羊铜权杖羊嘴朝下,疑颠倒了使用方向。在西北的一些青铜文化中,如卡约、沙井等其他古代一些墓葬中,就有将殉葬的动物嘴朝人头部方向的习俗。另外火烧沟有竖穴二层台偏洞墓,这种现象在齐家、辛店寺洼、沙井等墓葬中也存在。由于火烧沟报告尚未刊布,我们它的四羊铜权杖和羊头形陶方杯使用方向试作如下推断:倒羊首柄双手纹方杯造型寓意即用双手捧多只羊头祭祖(神),抑或是器物造型之本意。
再如环状石器虽众说纷纭,但也有人认为,在当时只有特殊身份的父系家长或军事指挥者才能携带的起着指挥棒作用的一种东西。从权杖使用者的身份考察,就会发现鸟形木雕,为F2出土距今7245年,出土器物极为丰富,面积95.5 平方米,鸟形炭化木雕艺术品,横杆是权杖;大地湾石权杖头出于F405室内,面积达150平方米,加上两侧檐廊面积达230平方米,其规划有序、高大宏伟,显然不是一般的生活住宅或首领住宅,应为大地湾史前部落的公共场所,即举行盛大活动的大会堂,距今年代为4410±80年。新干商代大墓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再次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确曾有着一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文化和政权。从墓葬规模之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墓主人可能就是这一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属;三星堆金杖上刻有戴有王冠的人头像具有“王”者风度,此杖与《华阳国志•蜀志》中所载的蜀“鱼凫氏”有关,距今3000多年以前;穿孔石球这种器物在中原只发现一件,出在妇好墓中,在伊朗北部有一件形状也是扁球形。四羊铜权杖的出现,这与西方(埃及、西亚)使用杖杖的传统不无关系。北方地区也流行权杖头,最早的一件是四坝文化中的四羊杖首。
在考量权杖时还要区别与杖竿异同。动物形青铜竿头饰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为生活所需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器物,推测可能是车或其他某种实用物上的附件。在长城地带中段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前6~3)……动物形青铜竿头饰在长城地带西段出现要早于长城地带中段,譬如卡约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竿头饰,青海省大通县黄家寨墓地M16出土1件鸠形竿头饰,鸠腹部镂空。銎为圆形,有长方形对穿。青海黄源县大华中庄墓地M87出土2件,鸠头牛犬形首,銎为圆形。这两件均属卡约文化,但卡约文化目前还没有定说。有学者认为它们或许属于齐家文化向卡约过渡时期的遗存;有的认为可早到商代早期;有的认为其年代约当西周中晚期。
历史上一种简单用具的发明和创造,在实际生活中酝酿的历史可能远比人们估计的要久远、漫长。以权杖为例,有陶、木、石、玉、铜等质地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环状石器导先,庙底沟类型彩陶权杖四鸟与红山文化木雕鸟,红山文化玉猪龙与四羊青铜杖首,是先民观察自然和生活环境所得。对新石器时代早期大房址的使用,有很多说法,有趣的是几件权杖恰巧发现在如大地湾、火烧沟、红山文化、新干大墓等,它们或是大房子、或是出土大量丰富器物的墓葬,说明使用者均是当时的高层人物。
由于中国从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至商周青铜器,都有权杖实物和图像为证,那种认为权杖产生域外的观点应当修正,而四羊铜权杖头产生的意义,也只能从材料输入、或交换的背景考虑。当然,这还有待新考古资料的支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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