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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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英子先生于2009年8月5日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回忆我们相交二十余年，每次去他家中时，听他谈有关读书的话题，令我受益良多。

上世纪80年代，在一次会议上我与冯英子先生相遇。当友人向他介绍我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谁料他开口就问什么馆？是上海哪家餐厅？”“很好，我们有得吃了。”让在场的人们都捧腹大笑。原来是他耳背闹了一场笑话。他连连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的耳背总出洋相，真不好意思。”还说：“早知道你在图书馆，我一定叫你先给我占一个座位，免得我也来抢。”大家又一阵欢笑。

过不久，一天的下午，我去武康路冯老家，其实是冯老来电相邀的。当我一进门见一位和蔼的老太坐在轮椅上，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他已在书房里等候你了。”然后她大声对着书房喊“你的客人来了”。这时我已猜着这位热情老人就是冯夫人了。只见冯老笑呵呵地走出书房，连说：“欢迎光临敝舍。”当我们俩相对坐下，寒暄几句后，他说：“不好意思请你来，因我需查有关资料，电话中讲不清楚，只能劳驾你亲自来一趟了。”他递过一张书单，我看大多是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当时我不露声色，毫不犹豫地把这书单接下来，并很快地完成了任务。事后，他得知我在南京路上班，不仅专程去徐家汇藏书楼查找的，并复印了一些资料，非常感激，还夸奖了我一番。

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曾当过‘小堂名’。”原来在他七岁那年，随母亲来到吴江的同里镇，镇上有一个唱堂名的班子，叫凤鸣堂。堂名在当时是豪门权贵在婚丧喜庆时用的演奏班子，大抵有七八个人一班。为了适应迎亲、送丧等的需要，另外抽出几个年轻的跟着沿途吹打，成为一种仪仗队，这种堂名一般六人一班，因为都是年轻人，有的还是娃娃，所以大家叫小堂名。有时他们缺人，常叫他去凑数，他从小不会乐器，给了他一对磬子，在奏乐的时候，只要敲响磬子就行了。他笑着说：“好在这种演奏是在行进中举行的，人家只是为了看热闹，也没有人来管你演奏的质量，而我这个小小的南郭先生，是滥竽充数的。做一天小堂名，除了供吃穿外，每天有二百文收入……”

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在淮海中路上，离冯老家不远，那时他已离休，我就去得更勤了。有一次冯老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刚进报社时，对付几条简单的社会新闻并不难，但有一次要他写社论，由于知识不够，他将《南京条约》错写成《马关条约》。第二天，另一张报纸马上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挖苦他，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非认真读书不可。于是从中国近代史开始读起，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另外一个促使他认真读书的因素，是范长江对他的影响。他读了大量历史方面的书籍，包括世界经典名著，他说：“我有你们图书馆的‘参考外借证’，过去常去借书，图书馆对我帮助很大，读书使我受益无穷。”

当冯老谈到范长江时说，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开始自己也很怀疑的。我结识长江后，才入了门。他娓娓道来：大约在1937年九十月间，战火纷飞，硝烟遍地，像我这样一个既无学历，又无乡亲可以照顾，而且身边连一个铜板也没有的青年人，到什么地方去呢？在彷徨之际，我想到了长江。我并不认识他，只是因为爱读他的战地通讯，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我也用“焚戈”的笔名为《大公报》写过战地通讯，可是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向别人打听，得知长江姓“张”，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大公报》的“张长江先生”，说了我的境遇，问他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谁想到信写出第二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电报，拆开一看，是长江发来的，那上面写着“如愿共甘苦，请即来沪”九个字。这一惊喜真是非同小可，于是我决定到上海去。这一去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他的知遇之恩，提携之德，耿耿难忘。

冯老情绪有点激动，两眼还饱含着泪水，足见他对范长江感激之深。我即劝他慢慢说，别太激动，免伤身体。尤其是他谈到1959年在上海锦江饭店与长江晤面，竟然是他们的永诀。他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下：“我对长江的感情，我对长江的怀念，是不应当用知识分子的那种矜持来代替的。因为长江是三十、四十年代新闻记者中的一面旗子，而且他不仅是单枪匹马，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一大批人，组织了一大批人，使这些人从抗战走向进步，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听他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

大约2000年后，有一天冯老来电说他已搬了新家，希望我有空去聊聊。隔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去长宁路上的冯老新居，他住在一幢高层大楼里。我从10楼电梯出门，见冯老已笑呵呵地站在门口迎接。一进门他家门是个大客厅兼书房，崭新的一套皮沙发，靠墙一排书橱，房内陈设给人全新的感觉，布置得非常雅致，使人特感温馨。我俩坐下后，他的续弦严倩莉笑盈盈地给沏上一杯茶并说道：“冯老一直很挂念你，是我拨上你家电话后，他才接过去的。”自冯老前妻逝世后，他的新夫人在冯老武康路的家我见过，她是一位有文化的知识女性，与冯老有共同语言。在她悉心照顾下，冯老晚年过得非常愉悦！老人晚年最得意的事，是失散多年的女儿终于找到了。然后他又兴奋地说：“过去曾与你讲过我有一个女儿被送走，你还记得吗？”事情是这样的，在抗战前夕，他妻子又怀孕了，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生活困难极了，而且当时局势紧张，冯英子也准备去打游击。他把妻子托友人照顾，不久第三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那时生活拮据，妻子因没有营养，没奶水，又请不起奶妈，写信来问冯老怎么办。当时冯英子咬咬牙说送给别人吧。后来妻子在重庆《新民报》上登了一条为女征求父母的广告，结果被的一个姓贺的宣传干事收养。因他夫人刚生了一个孩子夭折了。冯老这个亲生女儿就这样被他们抱走了。后来才打听到女儿被姓贺的人已带往台湾。这时冯老高兴地说：“我们父女俩失散了将近半个世纪，竟然相逢了，真是一个奇迹。说明我的运气好。女儿叫贺德芬，是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台湾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理事长。”老人十分欣喜，他说：“我将90岁了，有人问我长寿秘诀，我回答：一个人心情开朗一点，少一点心机，多一点透明，那么就会多一点健康，我现在剩下的就是快乐！”

冯老走了，往事还历历在目。记得冯老在《我谈读书》中有人问他，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读书。”做编辑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也是读书”。他说：“一个成功的记者和编辑，不是靠谁人的提拔和谁人吹捧出来的，而是靠自己那支笔，靠自己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奋斗出来的。”1999年他还给我书写“读书怡情”四个字，并笑吟吟地说：“我们都是读书人，你一辈子在图书馆里读书，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乐趣，其实你也并不轻松啊！”

受到了前辈们的教诲和点拨，令我受益终身。

2011年2月于书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