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家园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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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前来求助于媒体的四川自贡农民刘正有。这是他八年来第20次来北京上访。

因为自己和乡亲们的土地被违法征用，52岁的刘正有从1995年开始走上维权之路，从自贡市告到四川省，又从四川省告到北京，但时至今日仍然看不到希望――八年间，他所求告的各级法院和政府部门均不予受理。

八年前的1995年，刘正有在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拥有一亩半地，当年还新盖了一栋三层小楼。但八年后的今天，刘正有一无所有――他家的1.5亩地被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征用了，三层小楼被当地有关部门在2000年当成拆迁钉子户的象征而炸掉了。

1993年，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紧挨自贡城区的红旗乡首当其冲成为征地的对象。1995年，征地征到了刘正有所在的红旗乡白果村的地头上。以白果村八组为例，全组280人有土地303亩，种粮食蔬菜，再搞些副业，一年下来，人均收入能达2000元。但1995年土地被征后，他们得到的补偿是：18岁～40岁的村民一次性领取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

八年过去了，很多农民领的8000元安置费早就花完，只好自谋出路。而54元的生活费，比自贡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143元还差得老远。曾经较为富裕的村民很多只能靠打短工甚至拣垃圾为生。

征地拆迁处处违法

在农民利益被严重侵犯的背后，是当地有关部门显而易见的违法行径。

首先是征地违法。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记者今年4月在红旗乡的调查，红旗乡大岩村二组去年被征地，在土地出让协议中，红旗乡政府、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自贡市国土局都是在2002年5月27日签字盖章的，但二组的土地早在当年2月就被大面积征用了，这是明显的先征地后批准。

先斩后奏擅自征地不说，给农民的征地补偿也无法可依。《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政府应公告，并听取农民意见。同时，应将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农民公布，接受监督。但大岩村二组的农民只知道他们每人能拿到1.3万多块的补偿费，至于这笔钱是按什么标准给的？不知道。

非但如此，征地协议本身也形同儿戏――大岩村二组的征地协议中的很多关键性条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设项目总投资、项目总占地面积等等，甚至连赔偿的数字也进行了涂改。而在另一份白果村二组的征地协议中，连最起码的甲乙双方单位都省略掉了。

而这还不是违法行为的全部――征地名义上是用于建高新技术企业，但实际上，在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耗费10年时间、以非法侵犯3万农民生存之本的土地为代价征来的5平方公里土地上，并未建起什么高新技术企业。

比如大岩村二组的土地于2002年被征用，其批准文件（由四川省政府发文）明确规定征用大岩村的土地用于经济园区的建设，并明确列出了23个项目的名称，并规定征用土地的80％用于厂房建设，但实际上这块土地上修建的却是一所工学院。

非但征地违法，拆迁也违法。央视记者调查发现，按照红旗乡农民王德方与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他们一家从1998年至2000年4月住在周转房。从2000年4月30日起，他就应该搬进新房。而直至今年4月央视记者到当地采访时，王德方一家还住在阴暗潮湿的周转房里。

既然开发区违背了拆迁协议，就理应给予补偿。但在上述王德方与开发区签订的拆迁协议中，在关键的违约责任一栏中，开发区违约时应付给农民的违约金这一栏竟是空白。

“我现在好想回家”

八年来第20次来北京找公道的刘正有，现在住在北京市郊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陪伴他的，是多年来一直支持他、也一直为他担惊受怕的妻子。在漫长的八年维权之路中，他们在得到各方正义之士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

刘正有告诉记者，由于他不愿和政府签拆迁协议，也不愿搬进周转房，还成为上访群众的领头人，2000年1月13日，当地法院把他作为“钉子户”的典型，炸掉了他的房子。炸房当天，当地法院找了许多农民前来围观。刘正有认为此举是“杀鸡给猴看”。

今年6月下旬，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播发了披露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违法征地的报道后，当地被征地的农民于6月下旬连续三次到自贡市政府请愿。当地警方加强了对“组织策划者”的监控，甚至带走了四名被他们认为是“挑头”的农民。“6月24日到26日，警车每晚就停在我家门口。”刘正有说。

6月26日晚，刘正有找机会溜出了被监控的家，辗转来到北京。7月8日，他的妻子也以同样的方式到北京和他会合。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在北京广求各方支持的刘正有夫妇生活无着，只能靠热心朋友的零星援助。尽管自贡老家已经没了土地，没了房子，还有种种不安全的因素，但刘正有的妻子告诉记者：“我现在好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