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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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挑战主持人》栏目，推出了许多主持新秀，也把一个胖头胖脑、初看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推熟”了，好多观众知道他叫马东，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的儿子。马东走进中央电视台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打着父亲马季的金字招牌，但他与马季，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父子情。

三岁时见到父亲我喊“叔叔”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那年我爸爸三十五岁。

妈妈怀我的后期，发现胎位不正，医生嘱咐，必须加倍小心。那时我爸爸正在接受再教育,无奈之下，妈妈只有拖着重重的身子，回到了哈尔滨的娘家。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当时常常冲着高高隆起的腹部，对我诉说："孩子，你要心疼妈妈,就顺顺当当地出世吧。"妈妈生我时是难产，幸亏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总算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母子的平安。

我生下来六斤半重，妈妈做的头桩大事是赶快向爸爸报喜。那时最便捷的方式当属电报。在北京的爸爸接到电报，冲着邻居大声喊道：“我有儿子啦，我有儿子啦！”爸爸天真的神情逗得邻居们哈哈大笑。因我生在冬天，爸爸给我取名“马东”。

由于当时爸爸情况特殊,妈妈又在部队文工团，常常执行演出任务，妈妈准备把我放在哈尔滨，由姥姥带着。奇怪的是，那阵子我特别爱哭，饿了哭，吃完了奶还还接着哭，我哭,妈妈也哭。最后姥姥说："看来孩子是想跟你走......实在舍不得，就带走吧！"

满月后的第三天，妈妈带着我启程回京。时值隆冬，漫天飞雪，妈妈怕我冻着,被子、毯子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我，就这样上了火车。爸爸去车站接我们,一见我妈妈抱着个庞然大物,就说:"啊，这孩子这么大啊。"可回到家把我身上的被子毯子全剥开,才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爸爸的幽默又上来了,说"嗬！原来这么小啊？像枣核似的。"。

由于妈妈工作忙，爸爸又被派到黑龙江和河南的农场锻炼,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农场回到北京,爸爸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最后还是躲在别人腿后面喊了声"叔叔好"。这一喊把爸爸喊得很难过,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半天没说话。后来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泪，这次是他惟一一次掉眼泪。爸爸35岁才有了我，38岁才听到儿子叫第一声爸爸。我长大后听说了这件事，有些半信半疑，好几次想问问我爸爸，但直到现在也没问，准确地说是没敢问。

父亲从小家境并不好，祖父早逝，不得已我爸爸读完“高小”就出去上海当学徒。一去就是五年，他独立的生活从那时就开始了。北京解放后，老大不小的他重入学校，读完了初中，后来还当过新华书店的店员。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在文艺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在业余生活中。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在外地演出、写作和深入生活，见面很少，逢年过节不在家更是经常的事。当时我家离爸爸工作的说唱团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为此落了奶奶很多埋怨。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也很少管教我，因为父子在一起的日子不多，见面时他总是逗我玩。

上小学时,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一个不愿给，一个硬要，两人最后打起来。最后供出来我是主谋。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了。爸爸那时已有名气,又爱面子，见我在学校犯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下不了台，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这一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我就哇哇大哭起来，后来还是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求上进，他也要求他的儿子争气，而我却让他伤了心。这是我长这么大挨过的惟一一记耳光，甚至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一见到爸爸就害怕,但也使我知道了我是马季的儿子,只能学好,不能学坏。

爸爸支持我出国留学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我想出国留学，来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轻描淡写地说:"行啊,出去闯一闯也好。"那时我感觉到父亲嘴上虽然那么说，但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因为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我自己办的。等有关手续都办好了,爸爸却犹豫了，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亚，他有些不放心。他和妈妈商量后，还是拿不定主意，爸爸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作出决定。

就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赠言写到他幼时家境贫寒,迫于生计，13岁只身到上海当学徒时经受的磨难和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番事业，赠言还写到外边的世界很大，很混杂，要走正道，别忘本。我想我爸爸之所以把赠言写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我,是因为赠言写在纸上可以随时拿出来看,而亲口告诉我是怕我当时记住以后忘了。后来听妈妈说，他们送我从机场回来后，妈妈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哭得昏天黑地。我爸爸没哭，一直不说话,但他也不劝妈妈，一直让她哭了个够。从此之后，我爸爸多了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摆弄地球仪，一会儿转到北京，一会儿转到悉尼，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什么。后来妈妈也增加了同样的爱好,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亲最忙的一年，出了巡回演出外，还拍了一部电影《笑破情网》。可能因为太累了的缘故，爸爸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爸爸怕我担心,醒来后再三嘱咐我妈妈,不要把他生病的消息告诉我,后来我从亲戚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心里那个急呀，立马往湖南拨电话。但那会儿打国际长途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好几个晚上我守在电话旁拨电话，就是要不通，急得我当时真想放下电话买机票回家。可当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就几乎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啊。我出国时，家里几乎倾家荡产才给我凑足三万元人民币，兑换成一万澳元，其中五千澳元作学费，五千澳元作生活费。我在澳洲勤工俭学挣的钱不多，当时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买机票的钱，没办法我只好拼命地往湖南拨电话。电话终于拨通了，妈妈告诉我，爸爸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叫我别分心，好好学习，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中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那天怕她忍不住哭了，才赶紧挂断电话。

进入90年代后，我和父母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与家里的越洋电话也多了。爸爸在电话里总是提醒我好好读书，别怕吃苦。他始终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吃的苦是有数的，对于男人来说，早吃苦比晚吃苦要好。

刚出国头两年，我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刚开始到澳大利亚，我找到一份揉皮子的工作，就是把袋鼠皮用特殊的方式洗干净，揉软和了，制成女士用的小钱袋，工作时那种气味又腥又酸又臭，熏得人睁不开眼。那时我天不亮就得起床，有时连早饭也舍不得吃，擦把脸就冲到车站赶头班车，下了车还要走上一个小时才能赶到皮件厂，当时的情况真是不堪回首，但那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家里担心，不让我爸爸担心，每次打电话回去，也是报喜不报忧。后来情况才慢慢有了改观，大学毕业后，我利用我学到的计算机知识，在公司打工，我那时一天的工资，已超过了我爸爸的月工资，并且很快拿到了绿卡。

1992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五周年，爸爸要到香港参加活动，我和妈妈先到的香港，母子俩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打电话，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喂！告诉你，我接着咱们儿子啦！"爸爸在那边接电话的声音很大，说："你们娘儿俩先唠着，我随后就到。"那劲头好像他能马上飞过来一样。

爸爸到香港的那一天，一家人激动地用拥抱在一起。我们一直聊到深夜，可我怎么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还是爸爸请服务员给我加了一张床，全家人就住在一间房里。我们兴奋地睡不着，就躺着聊，一直聊到东方发亮。这一次我看到爸爸明显的变化，就是白头发比以前增多了，我又不在他们身边，想着想着，鼻子有些发酸。爸爸却幽默地说：“没事，我是鹤发童颜。”

马东最早引人注目，是因为主持湖南卫视的谈话节目《有话好说》。这位既不帅，也不酷，还有点憨态可掬的马东，充满了幽默和机智，也许是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他总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松弛。

违背父愿踏入文艺圈

在外漂泊近8年之后，1994年我决定回年年国。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里时，爸爸、妈妈很意外。开始爸爸也不理解我，那意思是在外国8年，应该有一定基础了，再回国，还要从头开始，但我始终没把异国他乡当成自己的家。1993年，我25岁，我在事业上仍然一事无成，就打电话问爸爸，你在25岁时有什么成绩呢？爸爸说：我25岁时，我的相声《找舅舅》写出来了，广播里经常播，我也开始有名气了，走在大街上也有人认出我来，和我打招呼。

爸爸的一段回忆刺痛了我的心：25岁的我漂泊在异国他乡，说着外国话，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是该回国的时候了。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可谓尝尽了酸甜苦辣，当初就因为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不准我学相声，说我不是说相声的料，甚至不让我和演艺圈的朋友接触。也许是遗传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却总也调动不起来我的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1994年我回国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我踏入了文艺圈。但这次爸爸没有反对我。他对我妈妈说："儿子长大了，成熟了，也有出国的经历，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再阻拦他。"毕业后我做过广告，也拍过片子，虽然没搞出多大的名堂，但我觉得电视是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1999年，当我接手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这个节目时,爸爸对我的节目很关心，几乎期期必看，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感觉，说起话来毫不留情。记得做第一期节目前，爸爸给我讲怎样面对镜头，怎样拿话筒，怎样和观众交流，甚至具体地告诉我手应该放哪儿。我体形胖，父亲不忘嘱咐我，一定要控制饮食，要“对得起观众”。

很多人问我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学过相声？我说没有，的确没学过，不是我不想学，是我爸爸不教我。他从小就不让我往这圈子里挤，压根儿没想让这行。

冯巩以前对我说：你早晚得干这行，兜再大的圈子你也得回来。其实我最不乐意的就是躺在父亲的大树底下纳凉。我爸爸现在不是特别关注我的工作，只是偶尔问问我的情况，他更多地关注我是不是快乐，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也一样，更多地关注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他们快乐，我就快乐，我觉得这就是孝顺。

爸爸已经是古稀老人了，但他的心态很年轻。他希望我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尊重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度，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真正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