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可见”因素变得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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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中国好声音》让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格局重新洗牌，它不仅以极高地收视率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赞誉，更是直接设置了那个夏天中国娱乐的议程，为接下来各大媒体娱乐节目的制作提供了一条新道路。究其成功的种种因素，除却模式节目的经验借鉴与节目制作团队在运营方面的努力，就节目本身而言，之所以引人入胜，节目结构和叙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中国好声音》的结构和叙事为论述主题，分析该节目如何把握“结构”与“叙事”这两个“不可见”因素，使节目节奏紧凑、悬念不断、高潮迭起。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结构；叙事；悬念

中图分类号：J9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48-2在动态节目中，如何把握节目整体的“可见”因素与“不可见”因素；平衡“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是任何节目制作团队在制作节目之前都要解答的一道题目。笔者在观察媒体实践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资金投入相当、配置相当的不同节目制作团队，他们最后呈现在屏幕上的节目效果大相径庭。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剔除硬件的影响，不同的节目制作团队之所以制作的节目质量参差不齐，差距就在他们对“不可见”因素的把控能力上。控制“不可见”因素是节目生产者看到题目的能力；看到核心诉求的能力；看到节目需要什么的能力，它也决定了我们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能创作什么。就《中国好声音》而言，节目中“可见”的因素无疑是音乐、是“转身”、是表演、是故事。那“不可见”的又是什么呢？是结构与叙事。

一、 把节目本身结构成一个叙事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结构论中提出：“结构是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在利用这些规则和资源的同时，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并再生产了结构。”[1]一个节目本身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发展过程，而结构的力量在于让这个过程跌宕起伏，在结构的框架下，完成叙事，塑造典型形象，在一切“可控”因素中，让“不可控”的因素也能实现所有预期目标。《中国好声音》的结构“简约而不简单”，“简约”在于导师分班阶段体现在三个清晰的叙事单元，上场前的人物形象铺垫，演唱中的期待和转身后的选择。而“不简单”在于这样一个总体看似简单的三段体的线性叙事结构中，插入多时空现场追述，呈现大量细节和信息，从选手出场到选手下台，把节目结构成一个精彩完整的叙事。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叙事的强弱，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内容的呈现效果，我们往往看重内容上选手的晋级，而忘了结构同样需要晋级。在一个长赛程的真人秀节目中，结构同样需要晋级调整，《中国好声音》在导师考核阶段相对于导师分班阶段，首先是结构上的晋级，才使得学员之间的竞争有了内容的保障，而第二季新增的“导师抢人”环节则是结构上的微调，这一微调是在大的框架结构下进行，丰富了内容表现，同时让叙事高潮迭起。

二、 结构下的悬念与叙事点

节目结构在叙事的全过程中，分布了多重悬念与叙事点。因为结构的保障，让悬念充满期待，让叙事点完成“定点爆破”。悬念与叙事点又是无缝衔接在一起的，无论是起点叙事，收视点叙事，情绪点叙事，还是结果点叙事其实都伴随着悬念。以《中国好声音》为例，起点叙事的悬念在于人物形象的铺垫，往往欲扬先抑，积攒情绪。收视点叙事和情绪点的叙事随着学员唱功的悬念，导师转身的悬念而铺开。每一位老师的转身都是一个情绪点的爆发，一次悬念的揭晓，并一步步往结束点的叙事累积。学员最终选谁当导师，导师的争抢和辩论再次增加悬念，结束点叙事依然按照整体结构框架，完成本轮叙事的进程，迈向最终期待的结果。悬念环环相套，叙事层层展开，情绪波波高涨，全都有赖于节目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一直保持合理性最怕的是重复的套路，结构固定但每一次实现的内容一定要有变化，看点应有差别。而目前“好声音”在重复的激情中，悬念揭晓时的仪式感不足。相比之下，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节目，在决赛阶段，它通过“升星”的仪式来揭晓悬念，用视觉符号来辅助叙事，这一点是值得《中国好声音》借鉴的。

三、 结构叙事中塑造典型形象

结构下展开的悬念和叙事点保障着内容了的进展，而结构叙事中另一个核心任务则是把人物形象立起来。《中国好声音》的叙事中，打造学员的典型形象的同时通过结构空间安排，节目把看似情绪“不可控”的导师们，打造成风格不同典型人物，来共同增强节目的看点。主持经验丰富的哈林，在把握整个现场和导师评论节奏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串联效果，主张表现自我个性，并清楚每个人的职责，四位导师的关系结构，话语结构是节目大框架的一部分，他们推动节目内容进程，同时让自己是内容表现重要的一部分。而2013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节目，在导师的形象塑造方面，人物较为扁平，有些拘谨，不能够成为节目中独立出彩的部分，且《快乐男声》过于庞杂的结构和赛制，留给导师们余留的发挥空间很小。而导师塑造最成功的则属《中国梦之声》的海选阶段，导师韩红、王伟忠、李玟和黄晓明各显神通，黄晓明与选手互换衣服，韩红遇到自己喜欢的选手更是跑上台与之合唱。导师之间的相互调侃和打趣成为该节目海选阶段的最重要看点。梳理《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这两档选秀节目，对于学员形象的塑造，《中国好声音》更执着于故事和情感，而《快男男声》则始终在强调这是比赛；《中国好声音》着重对学员存在状态和心理状态进行刻画，而《快乐男声》是对竞争和互动状态的强调。

四、 结构中的规则之美和诉求满足

规则的简明和逻辑之美是电视节目容易被忽视的一方面，规则用以支起结构的框架，规则让内容的呈现有条理，规则能够激发“不可控”因素给节目带来意外的收获。好的规则可以放大节目的优点，并掩盖缺点，规则可以调理出内容呈现最好的节奏。《中国好声音》整体的节奏美来自于他的规则之美，规则从导师分班阶段到导师考核阶段有不同的呈现，随着学员的晋级，规则随之进化。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导师霸权的晋级规则，让《中国好声音》尽管故事矫情但节奏并不拖沓。而规则的设计体现的是节目的理念，《中国好声音》要本着娱乐专业主义来做，只看重声音的诉求，而由此产生的规则，专业导师的权力就被无限放大。相比于《快乐男声》、《中国梦之声》在后期为了突出强调互动和大众的意见，规则则为了符合大多数观众的情绪诉求。《中国好声音》的诉求是做专业的音乐选秀，是追高视率。实现节目制作主体的诉求，前提在于如何满足观众的诉求。而《中国好声音》的诉求与观众的诉求其实又有冲突的，它放大学员故事，煽情的手段，满足了观众情感和窥视的诉求，但背离了自己专业音乐选秀的诉求。这个度的把握，节目制作团队需要大量的后期编辑，来平衡情绪的连贯和风格的统一。

其次，因为播出样态的不同，规则和诉求的呈现和满足有个程度的差别，因为直播，《快乐男声》太想用规则去控制比赛，意外很少，机械的计算增多，为了直播的魅力而直播，有些得不偿失。而聪明奔高收视的《中国好声音》，因为录播，因为可以仰仗强大的后期编排和修音，似乎可以让固有的规则放松，反而呈现出一种随机应变的结构美。同时录播的《中国好声音》可以放开手脚，去豪赌选手的发言和情绪，豪赌导师的灵感和神来之句。但节目的弊端也在此，有些靠天吃饭，目前补偿的手段不足，《中国梦之声》和《快乐男生》通过歌舞，直播，仪式感，V神互动等等手段来做多保险。而《中国好声音》的单保险尽管简洁有效，但观众的疲态已出，只有不断完善规则，在大结构下进行微创新，在“不可见”处下功夫，节目才能不断走向精致。

参考文献：

[1]周亭.规则与行动：电视娱乐节目生产与公共利益实现[J].现代传播，2010，（06）.

[2]俞敏武.中国好声音叙事策略分析[J]传播与版权，2014，（01）.

作者简介：

黎一帆，女，广东广州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0级播音主持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播音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