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需要“防火墙”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金融全球化需要“防火墙”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金融安全，狭义地说，是指一个国家享有金融自，国内金融体系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冲击，安全地运行和发展，并能在冲击过后迅速调整到新的安全状态。
如果金融系统这不到上述要求，就是不安全的，就会发生事故乃至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已先后有120个国家发生过金融安全事故，酿成地区性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且损失的幅度越来越大。据IMF《4月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到2010年全球承担的源于美国的资产减记数额可这约4万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二将由银行承担，西方银行体系资本补充需求级将达到8750亿～7500亿美元。维护金融安全，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并成为各国对金融界的一个基本要求。
不存在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本领域安全问题。金融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单单是纯金融领域的问题。金融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金融是为产业经济服务的，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存在，金融安全的“根”在实体经济上。虽然“金融不安全”表现为金融行业的异动，如：银行倒闭、坏账膨胀、股市下跌、国债骤增、金库亏空，但是追本溯源，都还是能在经济基本面上找到原因的，比如外债高筑、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衰退等。同时，国际政治势力或者地缘政治势力推波助澜，利用了金融这个工具进行国家实力的洗牌，所以不存在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
要辩证地看待金融安全策略和其他策略的相辅相成关系：一方面，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策略为金融安全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健全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部是金融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安全的策略需要得到其他战略，如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贸易的支援和配合才得以实现。为此，我们要强调“综合的金融安全观”。
当前的舆论认识到“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这只是强调了事物的一个侧面，殊不知，金融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无异于“空中楼阁”，而且单纯的金融安全策略没有也不能最终实现国家安全。
金融安全和国家战略
就其概念本身，金融安全是指金融行业本身的安全，更狭义的理解是银行部门的安全与否，广义的金融安全包括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如上所述。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的提法。金融安全并不是个部门概念，甚至也不是个行业概念，而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子战略，金融安全策略是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在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中的延伸，其制定、实施、调整和变化都必须首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经济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作，这涉及到政治、经济、国际话语权等三个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大规模抛售某国货币的力量能在战争中用来威慑或影响国际政治，美国对英国、日本、欧洲的“金融战争”都有案例可寻。1956年10月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危机，英法和以色列三国密谋对埃及进行侵略。为了在中东地区争夺世界霸权，美国选择支持埃及而抛弃了英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英国，如果英国不放弃苏伊士运河，那么美国就要抛售持有的英镑。果然随后就开始发生英镑挤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迫于压力，英法撤军放弃了苏伊士运河，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这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货币成为战争的武器。19g?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成建制地收购日本金融重要战略目标，试图趁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而控制日本。1999年，为了遏制欧洲经济发展，阻止欧元坚挺，美国在欧洲门口发动一场科索沃战争，以动摇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信心。
其次是经济因素。在过去15年中东欧国家经济成功转轨，2007年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性新兴市场，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和西欧的大力度金融扶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私有化使金融业得到较大发展，通过吸引外资形成外向型经济模式，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下的美国和西欧自顾不暇，东欧经济的重要引擎外需瞬间萎缩，其经济形势一落千丈。现在回过头来看，东欧经济具有“三高、三外”的特征，即高投资、高负债、高消费和外资、外债、外国市场，这些对金融业本身是正向的，获得了阶段性的要素支撑，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未必一定是正向的，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来临的时候，反而形成金融不安全。这些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推进过快，在金融股权方面也过度开放，大部分银行资产都为外国资本控制(据报道，斯洛伐克银行资产的97.9％、捷克的96.2％、克罗地亚的90.4％、保加利亚的80％、波兰的79.6％、罗马尼亚的70％、塞尔维亚的60％、匈牙利的58.9％由外资占有)。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东欧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超过1.54万亿美元，其中匈牙利外债占其GDP的148％，捷克的外债占其GDP的164％，波兰的外债更是占本国GDP的206％。另外，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更是从2000年的2％升至2008年的10％附近。一旦国际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资金流向立刻出现逆转，遭遇外资抽逃和出口锐减的严峻挑战，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最终给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东欧危机再次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服务业开放+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组合有内在的危机驱进机制。
再次是国际话语权因素。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全球铸币权的国家往往是各种金融危机的受益者和最大赢家，美国在二十世纪以来便始终占据这一位置。早在1873年的美国股灾中，欧洲人把251亿美国铁路债券低价卖给美国人，相当于变相地洗劫了欧洲的财富。1944年，通过二战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一般的国家背负巨额外债就会发生违约事件。比如俄罗斯、拉美，但是美国是个例外。除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大部分时间一直是经常项目赤字。目前美国国债余额11万亿，已占到了2008年GDP的80％，估计2009年还会发行3万亿新债，而2009年GDP会下降2％左右，使得国债占到GDP的100％，其评级还维持AAA，一个原因是美元拥有全球货币的地位，也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贬值、股市崩盘、债券缩水等等“虚拟经济操作”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债务负担和风险，使得债务各国的压力缓释，反倒是债权国金融安全不时受到外力冲击。我们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却没有全球铸币权，这巨额的储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金融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和当时的欧洲、日本一样的境地，都是借给了美国人许多钱，
在发生了金融危机时，我们会怎么做呢?也是像前人那样，在价格下跌时把它们卖回给美国人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另外，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外交和金融不断融合，金融中有外交。外交中有金融，揽功诿过的背后彰显的是国家利益，我国在这方面也进步不小。
发达国家掌握金融全球化主导权
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不开放就没有出路，实体经济领域如此，金融服务业领域也是如此。同时，开放必须是渐进式的，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在开放中提升系统免疫力和稳定性，提升监管能力。一方面要反对“越开放越安全”，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开放最安全”，不开放是最低层次的安全，但是不开放就不发展，不发展反而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开放条件下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关键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抵御外来冲击的金融安全“防火墙”。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虚拟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金融危机的概率也随之增加。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但是亚洲和东欧金融危机均表明，金融开放进程必须与本国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对金融市场规模小、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小的国家来说，也许开放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冲击所带来的不安全。
国家整体实力决定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这里讨论“金融安全”。必须要正视四个“不平等”的现实：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欧美控制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美国拥有了全球铸币权；发达国家拥有主要资源品的全球定价权。比如铁矿石、大豆、石油、有色金属、黄金。虽然国际炒家也一直在炒作“中国因素”，但中国都不是定价者。在我国还不具备足够风险管控能力的情况下，即使面对国际游说压力，也要慎重对待资本项下的完全自由兑换。
权宜之计：国有化
众所周知，国有化带来的是对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而市场化则代表着效率。但是眼下的现实选择却是欧美国家使用国有化的方法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国有化的好处是增强市场和公众的信心，但是缺点是不透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发生类似“奖金门”的问题，并且“有形的手”影响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阻滞有效的竞争和创新。
市场化正好与之相反，好处是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过度自由的市场化又危及到市场、金融乃至国家的金融稳定。
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有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挽救经济”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市场的问题还是交给市场去处理，市场化是长期趋势。混合模式可能并不是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反而是具备了两者的缺点，也并非一个好主意。
全球愿景难实现
金融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金融安全也跨越国界从国别问题演化为世界问题，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国际贸易不平衡等争论的同时，大家呼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安全有世界范围的解决方案。
由于各自的地缘金融利益与国家战略利益不一致，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只有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在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国际货币的角逐和较量非常激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全球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