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陕西经济“十大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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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陕西现象”一词在去年底由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首先指出，他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十大怪”
何谓“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即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却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即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堆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大量引进人才与某些方面又浪费人才并作，一些实事虚干与某些虚事又实干并存，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与屡屡发生闭门宰客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等等。所有这些不协调的问题和特殊现象，即“陕西现象”，严重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有些同志可能会说，你归纳的这十种现象在其它省也有，这话一点不假，但这些现象出现在一个省，而且这样集中，表现这样突出和明显，反差这么大，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如上海、北京、江苏、广东这些省市科技、教育、文化等很发达，他们经济社会发展同样也很发达，并相互协调；而青海、宁夏、内蒙等省区科技、教育、文化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很落后，这也很协调。而我们陕西一方面科技、教育、文化很先进发达，但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又相对落后，反差十分明显，出现了十分不协调的怪现象。
陕西是全国有名的科技大省、教育大省、人才大省、文化大省、军工大省、资源大省、文物大省和旅游大省。按理说，有这么雄厚的基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人才队伍和强大的支撑力，也自然而然应是一个经济大省。其实不然，而是存在较大的反差。陕西是经济上的弱省，财政收入的小省，居民收入的穷省。一方面有高科技和发达的教育以及先进的信息化、知识化，另一方面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经济发展又相对滞后。
1、从权威部门评价结果来看：
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中指出，2001年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包括人均GDP、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镇人口的比重、成人识字率等10项评价指标）的评价中，陕西居全国第13位。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包括知识创新指数〔知识创新经费投入、知识创新人员投入、居民专利申请〕、知识传播指数〔中学普及率、电视普及率、因特网普及率〕、生活质量指数〔城镇人口比例、医疗服务、婴儿存活率、平均期望寿命、人均能源消费〕、经济质量指数〔人均GDP、人均购买力、物质产业增加值比重、物质产业劳动力比重〕，4类共16项指标）的评价结果，陕西位于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省市之后，居全国第5位，已进入了全国初等发达地区，其分值远远高于人们普遍认为条件不错的一些东部和中部的发达省份。这些省在此次评价中被列为欠发达地区。
北京大学一些经济学家在最近推出的我国首部《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中，他们运用五大类（知识职业、全球化、经济动态和竞争、向数字经济转型、创新能力）15个指标进行评价，其中新经济是以知识化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所占权重较大。评价结果表明，陕西新经济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浙江，居全国第8位，大大超过了各个方面基础较好的辽宁、山东、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省市。在5大类指标中，知识工作岗位和创新能力居前5位之内，在15个细分指标中，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科学院和工程师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办公室职位比重居前4位以内。但反映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人均GDP，却仅高于广西、云南、贵州、甘肃4省区，居 全国第27位，居西部地区第8位，反差十分明显。经分析，评价总排序，陕西之所以靠前，这跟陕西在国家中所处的位势有关，跟计划经济时期陕西在高校、科技乃至军工方面的力量积累有关，有其特殊性。
2003年7月25日，《中国信息报》刊发的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中心公布的31省市农业竞争力评价报告，其结果陕西仅高于吉林、重庆、贵州三省市，列全国第28位。
2003年8月8日， 《中国信息报》公布的中国31省市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报告，结果陕西列全国第19位，排在西部四川、云南之后。
2003年8月22日，《中国信息报》公布的中国31个省市区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报告，其结果陕西综合竞争力排在24位。其中管理部分力排在全国第30位，仅高于贵州省。
9月5日中国信息报刊登得31个省市区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报告，其结果陕西综合竞争力排在28位，仅高于甘肃、青海、宁夏。
2003年10月16日，中国信息报刊登了31个省市区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报告，其结果综合评价排在16位。
各种经济指标陕西在全国排序普遍偏后，绝大多数位次在20位之后。一些指标在西部地区也仅处于中上游水平上，有些指标还处于后几位。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地区比，差距在拉大。而陕西的科技开发、高等教育、信息化、知识化的一些指标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技术开发人数、高新技术产业、科研开发机构、科研开发人数、在校研究生、在校大学生、科研课题、研究成果等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150%。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倍、对GDP的贡献率高出1倍多、科研开发机构人员高出1.5倍、高新开发区职工人数高出0.9倍、高新开发区总收入高出0.5倍以上，这些领域的人均收入也高出其余广大地域人员4倍以上。同全国各省、市区比，科技、教育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多数指标遥遥领先，名列前茅。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有西安、宝鸡、杨凌三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和咸阳、渭南两个省级开发区，其中西安为中国十大先进开发区之一，杨凌为我国唯一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这五个高新开发区聚集了全省80%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基础设施完善，是省内科技产业发展的密集区。
诊断“陕西现象”
陕西经济发展滞后是众多不协调经济现象的集中表现，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起来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和其它诸多方面的原因。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和最致命的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认真反思，陕西也沿海发达省份以及内陆省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数量上，而更重要的是在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
翻开陕西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哪一份文件及学习资料没有写着思想解放，上下各级领导哪个没讲过思想解放，哪一级政府未办过思想解放学习班或研讨班，哪一期的报刊、杂志上没有思想解放的文章。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常常是文件上讲解放思想，遇到实际问题却不解放思想；大会小会号召解放思想，会下却不解放思想；一些领导只叫别人和老百姓解放思想，自己却不解放思想；某些上级部门叫下级解放思想，上级却不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纯粹成为口头禅，成为一种时髦和政治秀，成为门面的装饰品和空洞的说教。由于一些单位、部门缺乏实际行动，把解放思想的口号喊多了，喊滥了，结果喊成了一句空话、套话、官话，把老百姓的心喊伤了，把发展的机遇喊丢了，把改革锐气喊退了，把兴陕富民的劲喊没了，把广大干部群众喊皮了。
“陕西现象”蔓延遏止，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害问题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抓实干，使某些单位和某些人从过去一些实事虚干，虚事又实干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每个领导干部和群众要首先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既重宣言，更重实践，不能将解放思想停留在嘴上，写在报告上，贴在墙上，喊在口号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中。结果，只有心动，没有行动，伤了群众的感情，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些部门和单位组织人员出外参观学习、考察，听了人家介绍感到生动，看到人家的业绩感到激动，心里产生很大的震劝，但回到单位后却无多大行动。所以，没有具体的举措和扎实的行动，空喊口号是不行的。不能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报告写了一遍又一遍，而效果倒没看见多少。所以，要实干。目标要人人清楚，决策要人人执行，工作要人人落实。在这方面我们曾有过沉痛的教训的。比如我们过去也提过教育奠基、科技兴陕，当时在全国是最早的，比中央的科技兴国战略都提得早，但整整搞了二十多年，由于未完全落到实处，最后并未通过科技来兴陕，至今科技和经济发展还是两张皮，高新科技、发达教育与经济发展滞后的反差依然较大。再比如1992年，韩城市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陕西是走在前面的，但后来由于认识不一，结果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相反，山东诸城起步比我们晚半年，但排除各种干扰，没有退缩，而且挺住了，干成了，成为全国一个典型。从上述生动的事例看，过去我们一些工作虽然抓了，但未抓实，虽然干了但未实干。具有优良传统的陕西人，缺的就是那处精耕细作的功夫，缺的就是踏实若干的那种劲头。陕西人要克服浮躁的心态，盲目乐观情绪，空谈的习性。
遏制“陕西现象”蔓延，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主要问题是要千方百计抓住机遇，使一些领导和干部从过去对机遇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陕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了不少机遇，但也同时丧失了不少好的、重大的历史机遇，其后果不仅使过去二十多年的陕西经济发展滞后，而且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陕西之所以一直落后，处于被动局面，可以说陕西是被市场抛弃了，被机遇抛弃了，被自己抛弃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全国晚两年多，比安徽晚五年，比四川晚三年，使我省农民人均粮食每年少200多斤。1984年国家为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扩大银行信贷规模，外省一个村几千万，一户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大量贷款，我们却不敢伸手，结果我省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别的省份拉下了难以赶上的差距，直到过了五年后，陕西人才意识到自己吃了大亏，己悔之晚矣。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调整工业大结构、加快技术改造，我省许多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因没跟上全国步子，结果滑了下来，正如大家讲的“海燕折翅，黄河断流，三秦父母不如意”。再如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的地改市、县改市的“双改”，当时广东（地级市21个、县级市31个）、山东（地级市17个，县级市31个）等省快马加鞭，纷纷完成“双改”，反观我省只有兴平、韩城、华阴上述三个改成县级市，直到近几年，地改市才完成，整整慢了近10年，且城市数量远远少于其他省。上述两大机遇被错过了，结果使我省错过了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最好进程，居民、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手里普遍都感到不宽裕，而恰在这段时期，本来与陕西工业发展水平相当或落后陕西工业的沿海和周边省份都迅速超越或追赶了上来，甚至把陕西甩在了后面。过去陕西每来一次机遇，住往是“没有文件等文件，有了文件等经验，有了经验再看看，看看过后还不想干”。只是等待观望，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顾虑重重，当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发展慢了一大截子。兄弟省市大干时，我们在观看，当我们大干时，国家又来了个急刹车，大刀一砍，结果砍在兄弟省市的“尾巴上”，影响不大：却砍在我们的“脖子”上，生死攸关。中央给我们的一些政策往往不敢用、不会用、也用不活，等你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心无余悸了，新的政策又来了，想干也干不成了。这样一次一次好的、大的机遇擦肩而过，结果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老吃亏，老不见灵醒。如果我们不能像南方那些省用足用活国家政策，在充分利用政策上大做文章，那就永远抓不住机遇，时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要抓住机遇，关键在于强化我们每个人的机遇意识，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很强的政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只争朝夕，紧抓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一是变限制性思维为服务性思维。在经济发展上不仅从不允许办的角度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允许办的角度考虑问题。少用“不准”，限制“禁止”，多用“允许”、 “授权”、 “优惠”；二是变单向受益思维为多向受益思维；三是变静向思维为动向思维。同时，要能紧紧抓住机遇，还要为抓机遇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比如西部大开发对陕西来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西部大开发，可招商引资，加快陕西经济建设发展的步伐。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和部门，为了引来资金，答应给予客商各种优惠条件，一旦引资成功，却对客商百般刁难，原来答应的条件不予兑现，形成了“招商引资，闭门宰客”的悲惨结局，于是一个个客商远走高飞，像这样再好的机遇，也没有用。所以，必须把环境建设作为性命线来抓，为客商营造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讲诚信、守信用，坚持诚信为人，诚实经营。不少外商反映，与南方人做生意，但只要一谈成，就切实执行，让人十分放心。而与北方人特别是与西北人，谈生意，十分痛快，很容易达成协议，“酒杯一端，政策放宽，酒杯一放，就不认账”。但往往“酒后说话就不算数了”，酒一喝完，协议一签就不认账了。
遏制“陕西现象”蔓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尽力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观念，使一些利益的思想状态下迅速解放出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做事工作时，往往只是考虑暂时和局部利益，从个人政绩及既得利益考虑得多。在处理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只注重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国家利益。因而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省名优产品“秦椒”被“红盐水拦麦草事件”淹死，棉花被“砖头事件”砸死，羊毛绒被“沙土事件”掩埋，紫皮大蒜被“紫药水染色事件”染得声名狼籍，“太阳牌”锅巴被“户县农民的私家铁锅”炒糊，榆林毛毯和羊绒防寒服被周边地区的“造假游击队”打垮。另外，还有几个本应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的“准名牌”中药、保健品、茶叶、食品、饮料、奶粉、建材、服装鞋帽被造假者打得半死不活。二十多年来，陕西的机械、电子、化工、纺织、食品、医药行业涌现“黄河”、“延河”、“渭阳”、“汉江”、“古城”、“嘉陵江”、“延安”、“秦岭”、“秦川”、“华山”、“宝塔山”、“秦川牛”、“钟楼”、“海燕”、“如意”、“山丹丹”、“迎春花”等一大批名牌产品相继败亡，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出不了少“陕奸”。
陕西近二十年的经济建设为什么那么艰难，病根之一是陕西热衷“内耗”，有毁陕西名牌、毁陕西人信誉、自己砸自己牌子的“陕奸”。如掺假造假，为了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卖空苹果箱子几万个，让外地人以次充好败坏陕西名声。在这里我还想举几个典型事例来说明。陕西苹果好，又大又漂亮，又好吃，很受客商欢迎，但一些人在卖苹果中，箱里既有好果，也有劣果，甚至还有砖块和石头，因小利而失大利。广州、上海客商反映：宁要价格昂贵的日本、泰国苹果，一个顶一个，也不要陕西的掺假苹果，让人十分不放心。陕西猕猴桃打膨大剂，结果好看不好吃，影响销售。陕西旅游点及西安车站，屡屡发生宰客，又屡屡被新闻单位暴光，影响极坏，给外地人留下第一个坏印象，……等等。上述这些短期行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的种种表现，虽然是小事，但后果很严重，造成的损失巨大，因此而引发的对陕西投资环境的担心，对陕西人诚信的怀疑，对陕西人首先品质的谴责。这种无形的损失，是多少万箱苹果、多少亿斤猕猴桃和多少亿元旅游收入所不能挽回的。所以，一定要将眼光放远些，放在陕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不要放在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暂时利益上。
背景连接：杨永善总结的陕西人与浙江人
（l）浙江人站起来就干，陕西一些人坐下来就学；
（2）浙江人边干边学，陕西一些人为学而学；
（3）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
（4）浙江人想着小事，从小事干起，从小钱挣起，温州人只要有一分钱就去赚，都不遗余力；陕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梦想着干大事、挣大钱。
（5）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陕西一些人守在家门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6）浙江人干啥事都敢闯，陕西一些人干啥事都犹豫；
（7）浙江人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陕西一些人看不上泥饭碗，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8）浙江人野性思维（无中生有，白手起家。小题大做，实现了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内外并举，如温州人世界各地160万，侨居世界50万，国内几百万。举“轻”若重，以轻工业为主，把轻工业做好。胆大包天，承包空运。开国际玩笑，让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迎“南”而上，去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做生意，占领市场等），陕西一些人静向思维（求稳怕乱、静止不前）：
（9）浙江人整天在琢磨事，陕西一些人整天在琢磨人；
（10）浙江人做事不张扬，只干不说，陕西一些人光说不干，事未做先扬名；
（11）浙江人注重经济关系，陕西一些人只重视人际关系；
（12）浙江人出外打工，陕西一些人闲在家里打牌。
（13）浙江人修路自己凑钱，陕西人修路向国家贷款：
（14）浙江干部乐意陪商人，陕西一些干部喜欢陪领导；
（15）浙江人放水养鱼，陕西一些人水放干捉鱼、吃鱼；
（16）浙江人发财致富靠智商，陕西一坐人发财致富靠“皇上”（山东致富靠老乡，福建致富靠台商，广东致富靠开放，浙江致富靠智商，海南致富靠风光，陕西致富靠“皇上”）；
（17）浙江人越有钱越受到尊重，陕西过越有钱越遭人非议；
（18）浙江人进京找关系跑项目，陕西一些人进京找关系告状；
（19）浙江人先当小工，后当大老板，陕西一些人先想当老板，后来当小工（发展结果是浙江人动嘴不动手，当老板；陕西人是动手不动嘴，当小工）；
（20）浙江人考虑更多的是未来，陕西一些人考虑更多的是过去。
（21）浙江人把钱投放到流通中，扩大再生产，陕西一些人把钱存在银行生利息；
（22）浙江人对顾客服务热情周到，陕西一些人对顾客生冷蹭倔；
（23）浙江人做生意精于算计，陕西一些人做生意疏于管理；
（24）浙江人没有优势创造优势，陕西一些人有优势却不利用优势；
（25）浙江人宁用有缺点的能人，不用四平八稳的庸人，陕西一些单位宁用听话的庸人，不用有缺点的能人；
（26）浙江人办事时注重效果，陕西一些人办事多注重形式；
（27）浙江人失败了重新再来，陕西一些人失败后就心灰意泠、不想再干；
（28）浙江人永远不会满足，陕西一些人容易满足现状；
（29）浙江人市场意识浓厚，陕西一些人官本位、政本位思想浓厚；
（30）浙江人善于发挥群体智慧，陕西一些人喜欢单枪匹马、各自为政。
（31）浙江经济发展靠市场机制本身促成，陕西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靠政府行为来推动。
（32）浙江人机动灵活，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管花费再大，看生意不行，马上转产；而陕西人认死理，一条道走到晚，生意不行了，还硬着头皮向下做，结果损失巨大。
（33）浙江人“脸皮厚”，且不安分守己，他们不怕碰钉子，又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赚钱；陕西人“脸皮薄”且虚荣心强，办事做生意脸皮薄，拉不下脸面，受不了别人的气，看不了别人的脸，也就挣不来别人的钱。有时一些人挣不来钱还“阿Q精神”，说什么，你挣钱多，吃的好，但你整天累着、忙着；我没挣下钱，穿不好，吃不好，但我整天都坐着、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