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行业的文本处理类型讨论英语专业翻译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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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传统翻译能力模型进行分析梳理时，发现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的翻译课程设置对于“译者能力”及“翻译能力”的界定并不清晰，不能有效地指导英语本科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国际翻译与本地化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对业内人士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初步构建翻译能力模型。该模型以译者能力为核心，包含认知/策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与个人发展能力三大模块。整个模型具有动态、发展的开放式特征。此研究强调译者能力的培养和译者不断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可在英语专业翻译课程设置中深化教学目的、内容、方法、评价四个方面，进而指导翻译教学。

关键词：翻译行业；翻译能力；英语专业；翻译课程

一、研究背景

目前，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我国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并且对于职业译员的能力要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传统的翻译教学主要从翻译技巧、语言对比、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几个大方面训练学生的双语转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当下的市场对职业译员的需求。高校培养出的翻译人才，在市场需求下已有些力不从心。

笔者对北京市的几大国内与国际翻译公司人员（对象涉及初中高级全职与兼职译员，技术部门、业务部门经理与主管），以及北京大学MTI与CAT专业的授课教师进行访谈，了解到高校培养的翻译人才与翻译公司需求的人才在能力需求上有很大的不对等性，常常表现为：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高校应用语言学的人才并不能在短期内胜任翻译公司的工作，在校习得的知识与市场对于学生在翻译工作方面的能力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造成了用人单位与刚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双方感觉相互沟通非常困难。具体表现为：第一，学生感觉无法学以致用；第二，用人单位觉得双语能力优秀的人才，并不能胜任该机构内的日常翻译工作，仍需要对其进行各种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因此，在市场需求的大前提下，职业译员翻译能力的习得与培养，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2003年，PACTE研究人员提出了对翻译能力习得过程的定性描述：第一，翻译能力的习得像其他学习过程一样，是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从入门知识逐步演化为专业技能知识，这一过程需要译者运用一定的学习策略，并在习得过程中综合、发展和重建表述知识和操作知识；第二，翻译能力的习得在根本上是一个获得操作知识，从而发展策略能力的过程；第三，翻译能力的习得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重建翻译能力的过程。

从以上研究可知，对翻译能力的再定义务必要以人本主义为精神。传统的翻译能力习得，大多从篇章文本及语言角度出发，很少提及译员自身能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社会不能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发展代价。强调译员自身能力的发展，不但不会转移传统的翻译能力的重心，相反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只会更强化译员作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普遍比较模糊，国内外多名学者提出了多种假设及论断，概括来说主要有语言/文本能力、翻译策略能力、转换生成能力、翻译技术能力。本文拟通过实证性及定量研究，具体分析在当今市场需求下，如何界定多元翻译能力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翻译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翻译能力与“技巧”的内涵，在人本主义的关照下重新定义多元翻译能力模型。

二、文献综述

乔姆斯基对语言活动中“能力”（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的界定为应用语言学、交际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Wolfram Wilss为代表的描述翻译学派开始探究“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提出译者必须具有源语文本分析能力和目的语文本生成能力。过去的研究者在观察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表现的基础上将翻译能力的构成分为：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转换能力（transfer competence）和世界/主题知识（world/subject knowledge）。

阿尔布雷希特・诺伊贝特（Albrecht Neubert）将关于翻译能力分析的5个参数作为能力成分：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这几种能力共同作用使翻译活动有别于其他领域的交际活动，也使翻译研究有别于其他交际领域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与信息时代接轨的国际翻译能力研究进一步泛化，Fraser（2000）将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观点融入研究，指出翻译能力还应包含从客户需求角度评价自身翻译作品的能力。

2004年，国内学者文军提出翻译能力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语言/文本能力，（就英汉翻译而言，则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知识、语言运用的熟练掌握，还包括对不同的语域与文本的辨析，二者通常可合称为“双语能力”）；第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可简述为两对范畴，即：“归化”与“异化”（domestication & foreignization）， 全译与部分翻译（full translation & partial translation）；第三，自我评估能力（self-monitoring competence）。如果说策略能力可以使译者确定总体格调及适用对象，语言/文本能力可以使译者通过转换进而生成译本，那么“自我评估能力”则可以帮助译者译出得体译文的反馈机制。

2007年，国内学者苗菊在研究中分别从3个视角将翻译能力划分为3个范畴，概括翻译能力的构成成分。这3个范畴的分类是对翻译能力系统化、综合化、级阶化、关联化的更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包括了对翻译能力整体的宏观审视和独立成分的微观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划分方法大同小异，各种理论界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元翻译能力的一个分支能力应该叫做“双语能力”，而另外的一些学者却将其称作“语言能力”；在Neubert与PACTE小组相当完善的划分下，国内学者认为，仍旧需要补充一些相应的子能力，如审美能力、认知能力等。本文作者在思考各种关于翻译能力的定义时，理清了当中重合的部分，区分出不重合的部分，重建了“多元翻译能力”这一模型内要求的各种分支能力。由以上分析过程可以看出，关于多元翻译能力的习得与培养，反馈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问题：多元翻译技术能力应包含哪些分支能力？该能力是否与译文质量有关？如何在教学中体现该能力？

三、改革建议

通过对传统翻译能力的梳理，结合作者对翻译公司、职业译员、项目负责人及北京大学CAT与MTI系任课教师的访谈，可将市场化背景下对多元翻译能力的要求做分类型的界定。在人本主义关照下，新定义的多元翻译能力模型将不再以翻译能力为中心，而是以译员为中心的，以语言能力为载体的动态、开放的系统。以语言能力为载体的动态翻译模型，不但对译员能力起到支撑作用，译员能力的全面发展又会反哺语言能力。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综合型的翻译人才，最为看重的是译者的素质与后期不断学习新技能与新知识的能力。这种动态、发展的能力呈螺旋形上升。

参考北京大学CAT及MTI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对高校翻译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做以下建议，共包括四个部分：CAT课程部分、个人实践部分、IT类课程部分及语言类课程部分。

高校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进行分块式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从综合角度逐步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必然会使学生能够胜任市场化需求下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工作，处理文本的综合能力极大提高，以满足市场对于职业译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姜秋霞，权晓辉.翻译能力与翻译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设[J].中国翻译，2002，23（06）：11-15.

[2]苗菊.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05）：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