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产品:形式与意义问的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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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快乐男声”选手“伪娘”刘著为个案，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出发，运用符号分析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大众文化中的“伪娘”现象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伪娘”形象在电视选秀中的呈现，既不等同于单一的音乐表征，也不是性别错乱的简单展示。“伪娘”刘著女性化的音乐风格及身体行为，由节目制作方掌控的评委点评、短信互动、主持人主持等情境填充过程，引导受众挖掘被音乐袁征的形式遮掩但又与其相随相伴、相互纠缠的性别颠覆意义。“伪娘”刘著的个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大众文化绝非强加给受众狭隘唯一的感知，而是以暧昧的方式，诱导受众在形式与意义间游移，获得双重的意指感受。
关键词：大众文化产品；形式；意义；音乐表征；性别颠覆
中途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肖琪杰，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001；王树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2010年，因“男扮女装”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快男选手刘著，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伪娘”现象的关注。一时间，学术界也掀起了探究“伪娘”的个性表达与其引发的社会纠结的风潮。一部分学者以性别错位的视角探究“伪娘”现象形成的原因，一部分学者在媒介视阈下研究“伪娘”的社会身份矛盾，另一部分学者从媒体炒作的视角出发分析当今电视节目出现的“中性风潮”。与这些探究“伪娘”的性别错位、身心矛盾与媒体炒作的研究思路不同，本文将以“伪娘”刘著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生产的分析角度，将“快乐男声”选秀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考察节目组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以何种表征形式向受众呈现“伪娘”的形象？节目组如何通过概念化的引导方式对刘著的走红“推波助澜”？“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赋予刘著这一“伪娘”形象以引导性的隐含意义？在大众文化的“伪娘”风潮中，“快乐男声”这一选秀节目又体现出大众文化产品的何种属性？
本文将以刘著参加的2010年“快乐男声”成都唱区海选、120进50复赛、50进35复赛、35进25复赛这四期电视节目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借助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分析路径，补充使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快乐男声”节目组如何通过概念化的引导过程塑造出具有双重属性的“伪娘”形象。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产品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的游移与暖昧关系。
一、音乐的表征：选秀节目的表层呈现形式
“伪娘”刘著呈现给受众的表层形象是一种音乐的表征。刘著在“快乐男声”节目中并不是单纯地以“花瓶”的形象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成功晋级成都唱区35强，除了受众的热议、媒体的炒作等因素之外，自身的音乐实力也不容忽视。在研究选秀节目中的“伪娘”形象时，如果研究者脱离了选秀节目所呈现的音乐的表层形式而片面地纠缠于对“伪娘”形象的性别颠覆意义的强调，无疑会得出“一叶障目”、“管中窥豹”的结论。音乐的表征形式恰恰对性别颠覆形成了某种遮掩与迂回的中介，离开了作为载体的音乐形式，隐藏的意义也无法得以浮现。
（一）音乐把关：评委的中立化策略
评委并非脱离于电视台、选手之外的独立自由的第三者，而是直接由电视台聘请并领取报酬、与节目组密切相关的选秀节目的生产参与者。评委的一言～行、一举一动并不随心所欲，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节目组预先设定的种种规则制度，必须符合节目制作的大方向。因此，评委们在选秀过程中的点评，不仅代表着其自身的观点，也同样折射出节目组的态度。
在刘著参与的这四期“快乐男声”节目中，评委有：安妮玫瑰、山河、丁薇、巫启贤、彭佳慧。通过对四期节目的简要内容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伪娘”刘著的表演，几位评委都试图在外显的层面上有意识地将点评的重点局限在咬字吐词、现场效果、节奏把握、舞台表现上，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综合考察来衡量刘著的音乐素养，并试图为刘著下一阶段的演唱技巧的改进提出专业意见（表1）。
作为选秀节目中审视选手音乐才能的“把关者”，即便是对于刘著这样一位极富争议性的“话题”选手，评委们都敏感而又有意识地试图聚焦于音乐的表层形式，以演唱的歌曲质量作为点评的重心，从而凸显选拔选手时所持有的音乐价值取向。然而，评委的评论是否只局限于表层化的音乐演唱技巧？是否只以音乐造诣作为刘著晋级的依据？是否会对“伪娘”刘著隐含的性别颠覆意义视而不见？本文将在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二）音乐选秀：节目制作方的正式化宣称
“快乐男声”被节目组预先设定为一场音乐的“盛宴”：以声音的好坏作为选手展示自我的载体，以音乐的高下作为选手晋级的依据。2010年“快乐男声”的宣传口号为“一唱成名”，虽然实际选拔是综合考虑演唱技巧、选歌创意、选手气质等多种因素，但节目组始终宣称，音乐才能是选秀最根本的形式，具有“好嗓音”的选秀选手通常不会提前淘汰出局。在“快乐男声”的选秀舞台上，所有选手都以音乐作为自己展示才艺的形式。虽然也有不少选手在演唱歌曲的同时利用舞蹈、表演等其他形式为自己的舞台表现力加分，但从未出现过只因跳得好、演得好但唱得不好而直接晋级的情况。然而，面对刘著这一特殊选手及“伪娘”这一大众文化形象，“快乐男声”的节目制作是否真如节目组宣称那样始终以音乐选秀作为唯一的定位？节目组是否通过音乐表征的呈现对隐含的意义进行了某种遮掩？在选秀过程中，节目组是否通过特定的情境生成了隐藏的意义？
二、隐含意义的概念化：节目情境的倾向性填充
曼海姆在阐明概念在具有联结性的经验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指出，只有在洞察某个特定的经验性空间的时候，人们才能达到对一个依附于这个语境空间的联结性概念的理解。大众文化产品只有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象征语境之下，并与该语境产生联结，这种特殊的象征语境才能赋予自身没有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以意义，并对受众产生暗示效果，暗示受众如何去解读这件产品，并鼓励他们根据一个既定路径去阐释事件蕴含的意义。“快乐男声”节目组在实际的节目制作过程中，试图从多个方面营造具体的情境，预先构架出充满张力的意义框架，通过对电视受众采取哪些方式对“伪娘”形象进行意义解码发挥影响、暗示及引导效应，借以完成一种概念化的过程。在带有倾向性的节目情境中，各种意义元素彼此重叠交织、模糊暖昧，形塑了“伪娘”这一文化形象的双重属性；既对表层音乐的形式进行了带有倾向性的诱导，以暖昧游移的角度呈现给受众；又为“伪娘”隐含的意义一一性别颠覆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性别表征的出场：评委点评的游移性拓展
尽管评委们都有意识地宣称以音乐质量作为衡量选手实力的核心指标，但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评委们的评论仍然从双重角度反映出刘著的“与众不同”。
面对“伪娘”这一敏感的话题，评委们试图从“音乐表征”及“性别表征”这两个方面、采用双重策略对刘著进行点评。本文将评委对刘著的音乐表征的点评细分为“演唱技巧”、“舞台表现”、“音乐潜力”等三个维度；将“性别表征”的点评细分为“衣饰装扮”、“‘伪娘’性征”等两个维度。通过对评委们对刘著进行点评时所使用的词语的频数分析（表2）。
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评委们的点评仍以音乐表征为主，关注刘著演唱时的节奏把握、现场效果以及刘著的音乐潜力，并未直接使用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性别”、“伪娘”等词语。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评委们依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现象”、“打扮”等词语对刘著的音乐表征隐藏的“性别颠覆”进行了迂回的强调。评委们种种蕴含诱导性的评论恰恰暗示刘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反串选手。正如巫启贤在120进50比赛现场对刘著的点评：“你先问问你自己，你要什么？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用什么武器继续走下去，除了这个打扮以外。”评委们透过音乐表征对性别表征的敏感性折射，使点评具有了某种游移性，将节目组有倾向性的诱导意义传达到受众那里，诱导受众沿循节目组设定的解释路径对“伪娘”这一大众文化产品形象进行解码。
（二）主持人对节目情境的倾向性建构
主持人代表着节目制作方的观点与立场，直接参与节目生产，把控节目节奏。他们通过与选手的互动，对话题、节目内容产生直接的引导作用。在“快乐男声”节目中，主持人借助特定的引导词，在一定程度上对刘著的“性别”表征进行了呈现，冲淡了刘著的“音乐”表征。主持人在舞台上的一言一行，建构了节目特定的象征语境，带有诱导受众以特定的视角对节目进行解读的烙印。“快乐男声”成都唱区的比赛过程正值社会各界热议“伪娘”现象的时候，几位“快男”主持人在此“敏感时期”没有选择暂避“伪娘”锋芒，而是选择坦然面对、主动回应。
在120进50比赛中，主持人刘燕直言不讳：“想请问一下启贤老师，咱们今年的‘快乐男声’可以说是出现了很多很多反串的选手，你对此怎么看？”主持人在直播现场直接揭示刘著“反串”的性别特征，是否想引导观众在欣赏音乐表征形式的同时，关注“伪娘”刘著蕴含的独特性征？在35进25的比赛中刘著被淘汰离场前，主持人骁骁直言“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刘著，在很多很多的非议中走到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主持人有意无意地给刘著贴上了“反串”、“非议”等标签，引导受众沿着“性别颠覆”的角度去审视刘著的歌唱表演，使“快乐男声”的选秀比赛不再是单一化、扁平化的音乐节目，而是具有了双重属性。与此同时，由于刘著的网络人气颇高，主持人在节目中倾向于给予刘著更多的关注，以期迎合广大的刘著粉丝一一“竹子”。在120进50 比赛的赠送选手礼物的环节，主持人李东芳明确表示要将礼物送给现场人气最高、呼声最大的选手刘著：“我挑两个应该有爆炸声音的…一支持刘著的声音有多少？（现场沸腾）”刘著因其“颠覆性别”的女性化装扮，在主持人的诱导下再次被推向了峰口浪尖。在节目情境的填充过程中，主持人将上述差别化的要素（性别反串、人气高涨）糅合在节目引导中，试图将刘著以性别颠覆为底色的音乐表演呈现于众。
（三）镜头画面对性别表征的诱导性呈现
在电视语境中，镜头作为一种图像，通过一组镜头与另一组镜头的连接，建构了多样的画面组合方式，这种镜头图像关系的组织方式指导受众穿过视觉经验的迷宫来感知电视图像的外延意义。在一段段镜头呈现的画面情境中，受众不自觉地将其视为自己解读文本的依据。刘著表演的性别颠覆意义也依据这些镜头画面呈现的情境而生成。几乎从刘著的女性化装束进行特写那一刻起，镜头画面便不再是孤立无意义的客体，它们相互连接组合成为一种不断呈现刘著的性别表征的“强化剂”。在刘著参与的四期节目中，刘著的镜头特写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远远高于其他选手。节目组利用高强度的视觉冲击、镜头强调，将电视画面聚焦于刘著“与众不同”的女性装束上：长发、短裙、烟熏妆、长丝袜、高跟鞋，这些凸显女性化打扮的画面明显地彰显出刘著与其他选手之间的差异。一次次对刘著“女性化”身体的镜头特写，一个个具体的、诱导性的场景，将刘著外在的音乐演唱形式逐渐吸蚀，对受众理解与解读节目的思维取向产生了影响：受众渐渐弱化了“快男”选秀节目表层呈现的音乐形式，淡化对刘著演唱的音乐节奏、表现力的关注，更倾向于以一种猎奇的心态，从刘著外在的女性化服饰中，在镜头画面的诱导性呈现中，寻找与解读与音乐相伴而生的性别颠覆。
三、性别颠覆的意义生成：受众对“伪娘”的解读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特征，传输给大众的信息具有双重性：每个人的自由在形式上得到保证，深层隐藏的信息却向大众传输适应与接受现实秩序的必然性。意义并不是生而即有的，它是在各种不同的表征系统中，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生产出来的。“快乐男声”节目组对于“伪娘”这一文化现象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属性。借助节目组进行的概念化过程及情境的填充，“伪娘”刘著身上充满着关于“性别颠覆”的符号、象征，受众不单单从刘著身上看到了音乐表征的呈现形式，与音乐形式纠缠不清的隐含意义也在特定的电视选秀场景下逐渐为受众所熟知，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受众逐渐突破了“快乐男声”选秀节目所宣称的“音乐选秀”的正式框架，试图将刘著的“伪娘”形象分解成数个链条式的组成因素，通过对这些组成因素进行识别与解码，创造性地理解与音乐形式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的“性别颠覆”的意义。“伪娘”这一大众文化现象与文化产品被“快乐男声”节目组赋予了双重属性，而受众也以双重视角看待着刘著选秀。
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把身体本身构造为性别现实及性别观念与区分原则的占有者。性别差异只有经历了身体的合法性用途的划分与社会关系的躯体化过程，才能体现为一种自然法则的表象。在经历了节目组对刘著的“女性化身体”进行镜头特写的概念化过程后，刘著的身体已经被赋予了更多有关性别差异的符号与象征，成为性别区分构造的产物：它为受众展现了妩媚艳丽的女性身体魅力，动摇了受众对于男性身体的伟岸强健的传统观念，在此基础上，“性别颠覆”的认知在受众的意识中逐渐生成。
“伪娘”形象以被建构区分的状态存在于刘著的“女性化身体”中，也存在于作为行动者的刘著的身体惯习中。戈夫曼提出“身体惯用语”的概念，用来描述“服装、举止、行动和姿势、声高、手势如挥手或敬礼、面部表情以及坦率的情感表达”。刘著的“身体惯用语”是受众根据其服装、举止行动，并以一系列定向选择为代价，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强调刘著的“身体惯用语”与其他男性选手的“身体惯用语”的差别，或者夸大刘著的“身体惯用语”与女性化的“身体惯用语”的某些相似性而得以确立的构造的产物。在“快乐男声”的选秀舞台上，刘著并不象其他男性选手那样既引吭高歌，又激情热舞，展现男性雄伟气概；贯穿始终，刘著更倾向于以典型的女性“身体惯用语”示人，尽管他“生为男儿身”，但其静如处子的身体，言笑晏晏的举动更像是一位温婉贤良、举止有度的淑女。在经历了与男性化身体行为“趋异”以及与女性化的身体行为“趋同”的解读过程后，辅以女性化的嗓音，受众以性别颠覆为核心要素将刘著认同为典型的“伪娘”形象。
四、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形式与意义间的游移
“伪娘”形象在电视选秀这一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呈现，既不等同于单一的音乐表征，也不等同于性别错乱的简单展示，而是体现出音乐表征与性别颠覆交织缠绕、游移暖昧的关系。刘著在为受众群体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的同时，经过由节目组掌控的评委点评、短信互动、主持人引导等带有倾向性的情境填充过程，受众被引导着从节目背后挖掘被音乐表征的形式遮掩的、但与其相随相伴、相互纠缠的隐含意义。由此，在从宏观社会机制及微观个人心理等层面对以刘著为代表的“伪娘”风潮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该着重研究“伪娘”刘著的个案所体现出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大众文化产品绝非强加给受众狭隘唯一的感知，而是以一种暖昧性的方式，诱导受众在形式与意义问游移，获得双重的意指感受。
在“快乐男声”的选秀舞台上，“伪娘”刘著的出现与走红为反思我们对大众文化产品及受众群体的认识提供了机会。传统的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简化为肤浅的单一信息，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倾向于从意义不确定性的角度强调大众文化文本的复杂性、矛盾性、隐藏性、密集型和神秘性。在“快乐男声”选秀节目中，电视受众在节目组建构的特定情境的背景下，游移在“音乐表征的形式”与“性别颠覆的意义”两者之间去观看节目，解读文本。在“伪娘”刘著的个案里，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和意义交融成分解不开的整体，建构起暖昧的意指关系。
“伪娘”刘著的选秀个案从某个角度而言已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缩影。大众文化产品从来就没有还原为这样一种许诺：即把欣赏当做一件商品来许诺，归根到底，它必须与公众有所牵连，正因为它得不到欣赏，所以它才需要公众。“快乐男声”节目组通过塑造意指模糊的“伪娘”形象，迎合了受众们既享受表层形式的视觉冲击；又渴望窥视隐含意义的心理，因而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创造出了“快乐男声”的“收视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