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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葛亮长篇小说《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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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葛亮的《朱雀》巧妙的利用了外来者的视角来寻找南京城的记忆,试图还原城市历史的风貌。但是作为外来者和故事的介入者,在城市文化和文明逐渐衰落的城市中,注定寻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南京。本论文分析了葛亮试图还原南京想象的努力和主人公身份隔膜而导致无法融入南京血脉从内容到形式的矛盾与统一。

关键词:城市文学 南京想象 外来者

文学中的城市风景,从来都是以它的万种风致唤起读者的城市映像。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城市”从来就是一个地理坐标概念,对于城市的描写多是城市风物和城市里的个体生命在城市中寻求生存的状况。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发生以来,城市文学的内容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对城市的描写逐渐流于对市民生活的感触与描摹。例如从40年代的海派小说、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小说流派开始,他们的表现对象从来都是城市极小的一个角落。直至由张爱玲开始的个人体验下的城市书写,开辟了表现城市生活的蹊径。但是这种个人体验式的城市书写又是极其私人化和偶然的。城市文学中,海派小说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张爱玲《倾城之恋》以一座城市的倾覆成全个人的爱情的情感书写,以及王安忆《长恨歌》回避大历史的市井生活描写和市民精神表达,无疑是上海城市俗文化的橱窗。池莉、方方的江城武汉现代俗世生活中的小人物书写,平凡且真实。贾平凹的《废都》写西安风雅在历史与现实声色犬马的风尘中逐渐倾圮,颓唐而感伤。通过这些作家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读者可以感受到埋藏于市井喧嚣之下的城市文化――而这可能要比读者心中所建造或感知的城市映像更加深刻。因此,当《朱雀》开始对南京城的寻根时,它也颠覆了我们自认为熟稔的南京想象,更有着独特的意义。

初见《朱雀》,以为是三个女人的爱情悲歌,未曾料想是一座城市的史诗。关于烟笼秦淮月笼沙的记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荡漾的水波以及摇曳在南朝烟水气中的夫子庙和瓦舍勾栏。十朝古都的历史陈迹以及现代都市的城市化进程,在南京城的身上留下了怎样斑驳交错的印记?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气质,作者又是如何去寻觅?《朱雀》用小说叙事的三个坐标,时间、空间、人物,建构了一个互相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独特知觉体系:因为这三者都无法成为另外两者的主语。它不只是南京的历史烟云,不只是时间流逝中沧桑的南京,也不只是经受这座城市时光洗礼的女人们。于是,对于《朱雀》叙事的解读就变得如同烟笼秦淮月笼沙一般模棱两可、面目不清而别有风致:这三者是不能分离的一体。所以通过人物的历史经历来表现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也就是通过四个女人的人生经历去找寻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气质,只是其中的一种阐释方式。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的探寻,就已经给读者创造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任何一个文本的产生都隐隐地受制于生产它的外部社会历史结构。以时间、空间为范畴进入小说内部的构成性力量,除了作者个人意识,还有灵性的迸发、欲望的涌动、历史话语的构型、意识形态的呼唤、语言的自殖、社会无意识的彰显等等。在种种复杂关系中,文本会以多重的复调叙事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何建构起一个历史的情境,找到历史的代入感;如何去发掘城市的历史变迁与市井最深处的生活,触摸城市真实的面孔;如何去融入一个家族,感受人世变迁的历史沧桑;这三个问题直接构成了《朱雀》交织的三条线索,形成了寻根的三种途径。但是从任何一方面去关照另外两者,都会陷入先入为主的观念限制之中。于是,作者巧妙的利用了外来者的视角来寻找这座城市的记忆,体味这座城市的气息。在这部小说里,主人翁许廷迈被虚构成一个“游走者”,“他不是从一个通常的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生长环境去切入,他是一个外来者,是从一个苏格兰华裔青年的角度去看”,作者说到:“我为什么要这么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自己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自己的机会,南京是我的家城,很大层面上我担心自己会被家城这种情感的元素所遮蔽,很多事情看不见。”小说无意中投射出的,是包括小说家在内的离乡者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和对城市文化和国民精神式微的哀叹。于是,在故事还未开始时,读者便和许廷迈一起迷失南京。

许廷迈的南京城血脉在向他发出殷殷的召唤,而外来者的身份和江南贡院旁的“麦当劳”一样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许廷迈试图融进南京市井中的努力,也就注定是一次归乡者的探亲之旅。当许廷迈以一个归乡的游走者身份穿行在时间留下的城市时,南京呈现出来的是经历了历史风尘与现代城市文明双重洗礼的面貌,他同时肩负着经历故事和叙述故事的双重任务。 “‘游走者’不仅仅是一个身份,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态度,他可以在热闹当中保持孤僻,他可以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这种游走实际上是不同文化观念的撞击。这种游走处在一个横向和纵向的坐标的中心。……许廷迈有种单纯的傻气,这个有着西方雅皮士性情的局外人没有历史包袱,我把他作为开始及主轴人物是要体贴读者,因为读者能与他同步进入故事,毕竟,历史是沉重的,南京也负累太重,能否以另一种空间角度审视这城?”正是由于这种审美和叙事的距离感,才使南京的面目清晰地从历史的尘埃和现代的喧嚣中浮现出来。也是由于人物身份的限制,他必须经历这些故事,无法冷静但必须客观,作品的温度也就这样在读者的心里晕染开来。

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时间意识,它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完全相反的历史观。这显然与作者营造城市宿命轮回的意相反,在回忆历史的书写方式上,作者延续了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书写方式:宏大的政治和历史被消解,成为舞台的幕布,为人物的表演提供一些细节的帮助。葛亮说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都是由一些细节积聚而成的,这个积聚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以往的历史观更注重结果,比如内因、外因、结局、历史地位,以前考历史都这样背。其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我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时候被简化和僵化的。历史是非常迷人的,但不是全部,什么东西最好看?人之常情最好看。”这与王安忆的历史观不谋而合。王安忆也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他写南京时的状态,无疑是沉浸在凝固的时间之中,如他写许看程囡时,看到的是阳光在她身上停停走走;他们在石碑上的姿态成了天地间一个寂寞的静止,是日晷上不变的刻度……在现代南京的现代化进程中,作者又设置了雅可这个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吸毒成瘾、狂爱艺术、看着有些信马由缰的不羁而又严格的自律,在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引蜜蜂蛰他,只是为了行为艺术。“关于雅可,我把南京的古典韵味,和当下后现代主义风潮撞融合,他体现了这座城市一种虚无失落的悲剧性底蕴。”在他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到魏晋名士服五石散,发热而常赤身的疯狂不羁。但是他这种后现代的狂热对于现代的颠覆,如同作者回归传统的写作意图与所表现出来的归乡的无望和虚无一样矛盾。在讲述完历史的故事后,许廷迈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隐身为一个人称代词“他”。雅可成为故事的主角,似乎作者让他成为了新的代言人,那么这就意味着作者将自己对于南京城的想象寄托到了南京的遗少身上,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已经彻底地被排斥在南京之外。

南京的市井生活在许廷迈一次次对南京的寻找中浮现出来,许廷迈在程囡的牵引下也仿佛暂时融入了南京市井与历史的河流中。但是,在故事的后来他却逃也般的离开了南京。这种逃离是一个寻根者融入文化之根的努力最终被排斥的悲哀与失落,也暗示了南京想象与理想人文精神的失落。作者和叙事的外来者身份,使他寻找故乡的行动带着陌生人的激赏或崇拜,而非故地重游的熟稔。他的骨子里不是留学生,而是海外居民。如果说在内容层面,主人公还在孜孜不倦地挽回自己的中国血脉,那么从形式层面却早早暗示了这种挽回不可避免要遭遇失败――谁说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不是相得益彰呢?

自此文2009年在国外获得亚洲周刊一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以来,外界对葛亮的赞誉便纷至沓来,称他延续了张爱玲、王安忆的城市传奇,历史叙事比肩莫言。将他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虽然也很感动,这种感动就像是南京的发音一样,从胸腔里升腾起来,冲破阻挠,甜腻而厚重地漫延开来,一如作品的叙事节奏一样,缓慢而深刻。其实,当你们读了《朱雀》之后,你们会有一种类似于看《泰坦尼克号》的感觉,它们都是用个人的故事去承载一段历史,所以这个故事的叙事从选取的角度来说,并没有绝对的代表性。作者将她们的故事划入一种宿命的轮回也是为了反映出南京城作为“十朝古都”,千百年来一再重复发生的兴衰故事。而作者的身份也决定了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他想象中的南京。

胡荣,湖北大学2009级现当代文学硕士。